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精英的流动，基于两个基本面向：一是党的精英群体的整体流动路向，这是观察政党适应现代化的能力和自身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二是处于这个群体顶端的领导人的权力更替机制，这是衡量政治制度化和政治理性化程度的标尺。

　　代际更替与精英流动

　　首先看中共领导精英的代际变化，以党的高级干部在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程度为变量。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领导精英经历了从“创党一代”到“延安一代”的世代更替。“创党一代”就其社会成分而言都属于知识分子，大都有留学(日本、西欧和苏联)经历。“延安一代”的领导干部则多是从工农优秀分子中甄补，专业知识和学历背景并不被看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了领导干部在知识化和专业化上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干部年轻化是世界性的趋势，越是现代化，越要年轻化。”

　　如果说解决干部老化、补充新血是执政党保持活力所必须，那么更大的问题则是要解决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中共高级干部都是职业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前没有退休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也都比较年轻，大部分的省部级干部才40岁左右。文革结束后，这些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干部大都成了老人。邓小平在1982年独具匠心地设立了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形式——中央顾问委员会，专门用来安置资深的老革命，并亲自出任主任，以鼓励老干部集体退休(“退居二线”)。 中顾委存在了两届，1992年十四大时被撤消。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大致可以根据职能和权力结构划分出三类精英群体：党务官员群体、军人官员群体和技术官员群体。一般来说，建政之初，军事和党务出身的官员在领导层居主流，学历背景倒在其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精英几乎全部是“革命精英”(党务官员)和“军事精英”(开国将帅)。到1982年，十二届中央政治局的28位委员，几乎全是70多岁的老革命，其中有18人参加过长征，直到1984年，大约还有200万名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工作。

　　但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必然要求“专家政治”的出现。特别是经济的日益专业化和国际化，需要有技术型的专家担负主要决策工作，技术精英特别是科技精英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一般来说，理工科出身的技术官员更具工具理性和现实取向，倾向于审慎计划，较少目标理性和理想主义色彩。经济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体系，熟习理科和工程学的技术官员更有发挥空间，作用也更重要。这就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5年约20年间中国共产党内技术官员层崛起和“专家政治”出现的原因，这可以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技术官员运动”。

　　一旦经济现代化初步完成和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一方面国家和社会结构从相对简单变得复杂，另一方面，现代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逐渐转移到如何实现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创新，以建立起现代国家上。这对治理专业化的要求显著提高。2004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精英流动的转折点。现代化的“深化”和社会管理的复杂化，需要有更多有经济学、法律和政治学等教育背景的精英人才进入国家治理系统，以有效提高政治管理效率。社会科学精英因此有了更多用武的空间，这也是从中共十七大前后开始，法学、经济学教育背景的精英人才大量走上前台，文科背景的官员所占比重明显增加的主要原因。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政治领导人大都有法学(法律、政治学)或经济学教育背景。美国历任总统和副总统中，超过70%都受过法学教育或是律师出身。在德国、日本等国，这个比例也相当高。2000年后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政党领袖也都是学法律和政治学出身。中国领导精英群体从科技精英到社会科学精英(工程师→法学、经济学专家)的代际转换，适应了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五位一体”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之治国方略的调整，及在这一调整背景下对社会科学精英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