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考量公款吃喝的“意义”和“价值”，也不能仅仅盯着它所产生的那点“拉动消费”的经济价值，更要看到它腐蚀官员、败坏社会风气的破坏性。也就是说，“公款吃喝”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远小于它在社会效益方面的破坏力。如果把公款吃喝的这部分钱用在保障民生等方面，或许不能立竿见影地拉动消费，却为普通百姓消费信心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说过，中国所有的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政治问题。那些忧心遏制公款吃喝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其实应该看到，如果中国的消费经济必须靠公款来拉动，那只能说明这个“经济质量”有待改善。实际上，在当前的社会经济领域中，“倚公”、“傍官”现象甚为突出，一些企业在找资源找销路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如何服务于市场大众，而是怎样才能搭上政府这条线，他们无不希望通过官员客户等资源，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垄断”利益。当公款吃喝得以遏制时，“集团消费”降了下来，断了“官”线是根本原因。市场领域中的“倚公”、“傍官”本身就不健康，以此制造经济繁荣、拉动消费，只能是饮鸩止渴。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在转变作风的同时，还适当地调整了“经济质量”，一箭双雕的民心之举，即使暂时导致消费低迷，也是得大于失。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变革”来临时，各种各样的借口也是如影随形。比如政府要调控房价了，有舆论就认为房价一降产业链受损最终伤害的还是百姓；比如官员财产公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诸如历史原因等众多抵制“借口”接踵而来。每一场变革中，总有被“绑架”的元素，只不过，整顿公款吃喝中，有人“绑架”了中国的消费市场。

“无消费，不市场。”我们需要健康的消费市场，但这个市场绝对不是靠公款消费来支撑的，它的繁荣也绝对不能靠牺牲政治昌明来换取。即便公款吃喝的遏制，影响了消费市场的“繁荣”与经济指数的增长，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讲，她应该能够承受，而且，她的民众也愿意承受这点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