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裁员的行政改革，虽保全了干部特权，没有出现干部因丢饭碗上街游行，短时内维护了稳定，却大大增加了财政负担，是“花钱买改革”，冗官冗费问题不但始终不能破解，反而积重难返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今年“两会”审议新“大部制”方案，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即已肇始的“精简机构”改革的延续。机构改革涉及利益重组，既关乎职责体系的调整，也牵涉人员官长的去留，中央步步求“稳”，要求稳中求进，所以尤如跑马拉松改了30多年。

旧制度“官满为患”

全能型大政府实行“官海管理”，推行“官海战术”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教等各方面的管理体制，在建国之初几乎是全盘移植于苏联。当时国务院各个部委都聘有苏联行政“专家”，帮助制定办事条例成规，部、司、局建制也是模仿苏联。因此，可以说中国政府设置，是苏联人手把手克隆出来的。

苏联政府体制是全能型，在方方面面都大包大揽，上上下下都设管理机关，凡事都设官去管，衣食住行全由国家统筹计划，管理部门分得很细，政府机构多而庞大。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党、政、群”体系都按苏联模式设置，形成条条块块科层体系。部门机关多，“坐办公桌”的干部就多，除受过苏式培训的行政精英外，更多的是没有什么文化的“革命干部”，又称“工农干部”，“大老粗”以老资格充当领导。以后各机关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要安置大批军队“转业干部”，文革时从工人中又选拔干部“以工代干”。凡当上干部谁也不愿退出，于是乎几十年下来干部已多如牛毛。

全能型大政府实行“官海管理”，凡事找官，推行“官海战术”。但官海冗杂，人浮于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以致耗费巨大，却效能低下。政府除服务社会外还须服务于自己，设“机关事务管理局”和管理离退休干部的“老干部局”。除法定部门外，还随时设置临时机构，抽调或借调干部做“中心工作”，如文革时有“抓促办”(抓革命，捉生产)、“知青办”，现在有“维稳办”、“预防腐败局”及“计生委”等，这些都是当代中国独有，而在全世界都没有的“特色”机构。其总体特点是“官满为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