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够让变迁彻底完成的话，中国人就不能解决精神上的“漂”的问题

人民论坛记者：焦虑随着社会变迁而产生，那么随社会变迁的继续进行，焦虑感也会自然地化解吗?

周晓虹：不是说随着社会变迁的进行，焦虑情绪会有所化解，而是说，当中国这种巨大的变迁，有一天能够缓下来的时候，我们这种焦虑感就会减少。不久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如果我们不能够让变迁彻底完成的话，那么中国人就不能解决精神上的“漂”的问题”。巨大的变迁使得我们产生精神上没有依托的感觉，我往往会从变迁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精神的二元性、漂浮性、不定性。费孝通先生曾说，我们应该做到“安其所，遂其生”，这样的社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变迁不能够停下来，要解决“安其所，遂其生”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如果变迁持续，精神的漂泊就会伴随着中国人。

欧美的发达社会，相对来说焦虑感要低一点，就是因为社会大的变迁已经进行完毕，对于更大变迁的驱动力也相对较弱。在欧美社会，机会要少得多，一个人在短短的生命中间，变化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而一个现实的人脑子里要去挣钱、要发财、在短暂的一生中光宗耀祖的冲动小得多。到欧洲去看那些街头咖啡馆里坐着的人，时间就是用来打发的;而我们，到今天信奉的还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人民论坛记者：您比较关注中产阶级，具体到当下，在中国社会各个群体中，反而是中产阶级的焦虑度非常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周晓虹：中产阶级的焦虑感为什么高?一者跟中产阶级的地位有关。中产阶级处在社会中不上不下的阶层，希望能够再往上爬一些，可是没那么简单;如果不奋斗，可能就要因“落后”而掉下去，其地位并不稳定。因为这种不稳定，就更加容易陷入深深的焦虑。相反，在很多落后的地区，在山村里生活的人，对于改变自我境遇的动力不强，在生活中也少有相关的资讯来帮助其改变，有时反而会产生一种贫困文化，乐天知命。

二者跟中产阶级的知识和获取信息的能力比一般人要强有关。如果在一个小村子里面不出来，你的比照对象就是村子里的那些人，那些人的生活一般来讲也甚少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你对自己所处的状态就非常懵懂，并不知道很落后。但是中产阶级则不同，他们的流动性比较强，文化知识也比较高，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在海外接受过教育，与外围世界一比照的话，对自己的地位就会不满，因此焦虑感也比一般的人更强。

第三，中产阶级已有一定的财产、一定的社会地位，他对失去的担忧也比一般的、最普通的草根阶级要强烈，当变迁持续进行的时候，他就更易产生对自身地位的惊恐，去维持这种地位的焦虑感会更强，也会更难以停下来，逼迫自己必须不断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