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西方新蒙昧主义，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

玛雅：你在书中谈到“政治标准竞争”，这个提法非常吸引人。你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模式的崛起，而且是一个独立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崛起？

张维为：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谈谈苏联解体。苏联的垮台有种种原因，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这其中，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无疑是个主要原因。

我曾读过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阿达米辛的回忆录。阿达米辛在冷战后期负责苏美之间的人权对话，但他一边和美国人对话，一边从心里感到美国人言之有理。他向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发现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与他高度一致，也认为苏联可以通过美国的帮助改善人权，并比较快地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却是阿达米辛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预料到的：苏联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戈尔巴乔夫当时曾呼吁美国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苏联渡过难关，但是被拒绝，随后便是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轰然坍塌。但是接下来的俄罗斯领导人还是迷信西方，并在美国专家的指导下推行“休克疗法”，其结果是世界现代史上一场罕见的经济社会浩劫，俄罗斯的腐败之风也因此而一发不可收拾。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就像20年前的戈尔巴乔夫和阿达米辛，一味执迷于西方的政治话语，以为西方标准真的代表了历史的终点。他们认为，中国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地学习西方，接近西方，最终达到西方标准。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崛起的事实，已经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有意思的是，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本人现在也在修改自己的理论，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和中国的政治进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

玛雅：我们有些人却在墨守西方陈规。这些所谓的中国自由派精英们其实是信奉西方模式的“政治浪漫主义者”。

张维为：所以我说，这些人最需要的是解放思想，从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中解放出来。

苏联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会消失殆尽，最后结果是整个国家走向崩溃。当然世界上很多人，包括藏独势力、疆独势力、台独势力以及西方所有反华势力，天天都在盼着这一天。不过他们会失望的，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将会是人类现代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西方文明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而最大的短处大概就是唯我独尊的倾向，缺少一点中国人“和谐中道”的理念。一些西方人真的以为人类历史将会终止于西方模式，西方将会绝对主导世界的未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怎么可能会终止于西方模式？我走访了100多个国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价值。我还认为，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不够的，还应该加上一句，“好民主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更为深入和全面。中国人要实现的民主是能给中国带来国运昌盛、人民幸福的优质民主，而不是那种使国家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劣质民主。

当今世界不同民族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努力正方兴未艾，人类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认识还远远没有穷尽，西方自己的体制改革也任重道远。西方世界今天经历的一场又一场危机，背后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但美国自己的民主离理想的民主却相差甚远。例如高昂的竞选经费——2012年美国大选花费将近60亿美元，结果却是一切如旧。民主怎么要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钱还能是民主吗？不就成了“钱主”吗？不就是资本驱动的“选主”吗？而这不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吗？美国政治体制无法制衡强大的资本力量，正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资本开道，其他统统让路，这样的民主品质怎么能有信誉？美国民主的商业化（铺天盖地的广告）、庸俗化（一味讨好选民）和金钱化（竞选之昂贵绝非常人可以想象）的程序令人叹为观止，就连奥巴马在《希望的勇气》一书中都坦承：“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供钱者的利益。”这种美国竞选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就演变成黑金政治，在韩国和台湾，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更不要说第三世界国家了。

由此我联想到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用理性主义代替了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它推动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及其话语推向绝对，形成了一种新的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并向非西方世界推销，其失败的结局是在预料之中的。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颜色革命”陷入困境，随着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病，我们可以说，“西方话语”体系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妙，“后西方话语”时代已经开始。

中国崛起触动了世界许多敏感神经，也远远超出了西方政治话语的诠释能力。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再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而应该独立思考，凭着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时，摒弃西方新蒙昧主义，共同探索和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