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已经不做“美国梦”，中国人民要坚信自己的路的历史合法性

玛雅：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政治的独特性是什么？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张维为：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意味着，中国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理念和方法为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处理好民生问题，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应对好人口规模和疆土规模带来的特殊挑战，否则就会失去“天命”。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观。中国人目光比较远大，思维方式更注重整体效果。中国人历来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极为突出的地位，很难想象大多数中国人会接受每隔四五年换一个中央政权这种源于西方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强势开明的政府联系在一起。

中国今天的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的执政党不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极易陷入党争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但是整个国家迅速四分五裂，天下大乱，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永远记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中国来说，改旗易帜是一条邪路。

西方很多人曾经想当然地认为，随着中产阶层的日益壮大，中国也会接受西方对抗性政治模式。但是他们后来发现，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似乎比其他任何阶层都更加珍惜国家的政治稳定。中国中产阶层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了解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太多的战争和动乱，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经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混乱和动荡，了解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财富积累得益于中国30多年的政治稳定。所以我认为，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基因大致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大趋势：它不会是西方所希望的“社会与国家”高度对峙的模式，而更可能是“社会与国家”互动互补的模式。这个模式将会使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具有凝聚力和竞争力。

玛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深化改革，这个决心和意愿被一些人解读为深化政治改革，他们所主张的改革方向仍然是西方民主。

张维为：十八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叫一锤定音，目的就是终结这些西方模式迷信者的政治幻想，彻底了断他们的“戈尔巴乔夫梦”。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那真是太幼稚了。有些人总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步很大，但是政治改革滞后，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很多问题。我倒建议换一个思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看：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做了一些“挖潜”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取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成就。换句话说，即使在不那么完善的制度下，在所谓“政治改革滞后”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与任何一个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竞争并且胜出，让整个西方世界受到强烈的震动。下一步的改革，我们当然不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否定本国的制度，而是要首先肯定我们自己成功的制度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集思广益，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制度，最终实现对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就像今天的上海超越纽约一样。

其实，经济改革也是这样。西方国家至今都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西方其实越来越感到竞争不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们的路走对了，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自己国家的模式。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改革，把各种关系进一步理顺，把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那将是更加蔚为壮观的事业。所以说，好戏还在后头，我们千万不要以大国小民的心态来窥视这个世界，甚至连抬起头来正视西方的勇气都没有。过去30年间，我走访了100多个国家，总体上看，发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国，人民生活改善最快的也是中国，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感到悲观的。我们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国都曾遇到过，迄今为止，我们处理得比他们当时好得多，许多方面，我们今天干得也不比他们差。中国的模式虽有缺陷，但是可以完善，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玛雅：很多西方人以及很多中国人，并不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看问题，尤其是政治制度问题。他们认为，没有多党竞争选举，就没有政权的合法性。

张维为：这是十分浅薄的观念。我有一次遇到一位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反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你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你们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灭绝印第安人，才建成了今天的美国，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哪里？按照中国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国际法，侵略和种族灭绝是根本没有合法性的。他无言以对，最后归结说，这是历史。可见，即使从这位美国人的视角来看，美国的国家合法性也只是一种非常牵强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

纵观人类历史，最常见的合法性就是历史合法性。一个“文明型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中国政权合法性形成的时候，今天西方的绝大多数国家尚不存在。这种历史合法性的最大特点就是“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治国理念。这是中国在数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关键所在，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突出体现，也是中国模式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我们完全可以用选贤任能的理念来质疑西方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没有选贤任能的理念，一个政权怎么能有资格执政？这样的政权能对国民负责吗？能对世界负责吗？小布什执政8年给美国带来了经济衰退，给伊拉克带来了灭顶之灾，给世界带来了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证。

玛雅：其实不论什么原因，西方人对中国模式有所偏见都可以理解，真正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有些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和未来充满怀疑，对功能失调、问题凸显的美国模式执迷不悟。2010年11月23日，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发表文章《在中国，美国梦仍在，而且还很美好》。文章称：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扭曲的时代。突然间，最拥护美国的人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产生了深切的怀疑，不知道这个国家以后还能不能继续辉煌下去。然而在最近的中国媒体之行中，我们发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美国梦仍在，而且还很美好。这是令我们最为吃惊的。

当交流互访的中国学者听到我们美国记者学者批评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和美国社会陷入严重冲突时，他们会非常不高兴……他们跟我们说，不要再说美国怎么不好了，我们不会相信的。你们在摧毁我们对未来的梦想。相信美国有美好的未来是令我们中国人走出许多黑暗日子的动力。

张维为：这篇文章让我想起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西方一些学者试图全面否定“东亚模式”，进而也否定“中国模式”。美国有学者当时给亚洲国家开了两个药方：一是推动全面市场化，反对通过政府干预挽救经济——这与美国现在的做法截然相反；二是推动全面民主化，以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甚至说，这场危机“是对不实行民主的国家的一系列惩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比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无数倍的金融海啸竟起源于美国这么一个“民主典范”国家，而且美国这么“优越”的民主制度竟然对金融危机的爆发毫无察觉，对金融危机处理不当之处也是比比皆是。真不知道阿玛蒂亚·森先生现在该如何解释这一切。依我之见，美式民主体制中资本力量影响过大就是这次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甚至可以套用阿玛蒂亚·森的句式说：这场危机是对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者的一系列惩罚。实际上，市场与民主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所有国家都可以结合本国的国情加以采用，而一旦某些人把某种特定的民主模式和市场制度推向了唯一和极端，这就与宗教原教旨主义无异，其信徒会失去理性，结局自然不会好。今天世界上的很多问题，从美国的金融危机到小布什“大中东民主计划”的惨败，其深层原因都在于此。

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2009年的“普遍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美国人中对本国体制“很有信心”者原来比例就不高，如今遭遇金融海啸，更是一路走低：

2000年与2008年对比的数字分别是：

1.对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很有信心”者14%与11%；

2.对国会“很有信心”者13%与11%；

3.对银行“很有信心”者30%与19%；

4.对大公司“很有信心”者30%与16%。

（资料来源：2009年3月28日《经济学人》）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2009年12月28日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1999年的时候，美国决策层几乎都认为美国有诚实的公司会计，这使得投资者可以作出正确的决定，并迫使管理人员采取负责任的行为，由此形成一个稳定、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所有这一切有多少是真实的，占多大的百分比呢？结果是零。”这种自欺欺人的盲目自信使美国过去10年的“就业增长为零，老百姓收入增长为零，股市增长为零。”

国内一些学者喜欢谈论经济和政治“转轨”，其中一些人心里的参照系就是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然而，美国的金融海啸以及美国公众对本国体制的信心危机说明，美国体制本身的改革任重道远。有些人把美国制度吹得天花乱坠，还要中国去效仿这种公共信任度如此之低的体制，这何以服人？中国的体制虽然有缺点，但是不断在进行改革。正因如此，走遍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也找不到一个10年内就业增长、老百姓收入增长、股市增长均为零的地方。但是国内有些所谓的精英就是中了那个邪，眼睛里只有美国模式，怎么也自信不起来。中国有句古训“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你的标准就是美国这个有诸多缺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那你最后得到的恐怕连他的一半都没有，还会把自己的优势全丢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任务就是通过取百家之长，超越美国模式，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

玛雅：与美国的低信任度相反，中国民众的信任度却处在高位，居世界各国榜首。2012年2月，全球最大的独立公关公司爱德曼发布了年度全球信任度调查，中国成为全球信任度综合指数最高的国家，达到76%。信任度综合指数体现了大众对商业、媒体、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信任程度的平均水平，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多数中国民众对自己国家的发展状况是满意的。

张维为：的确如此，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多年。美国颇有影响力的皮尤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对世界主要国家进行民意测验，了解公众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满意程度。2005年对17个国家的调查发现，72%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现状表示满意，在17个国家中拔得头筹。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满意度是39%，法国人是29%。200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86%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满意，美国人满意的比例是23%。2010年的调查发现，中国人还是排名第一，87%的人对自己国家基本满意，美国人表示满意的是30%。

这些调查并不能说明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中国现有的体制一定有其长处，西方的体制一定有其短处，否则不会是这样的结果。过去30年中，一个举世瞩目的事件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这种崛起的方式是西方所没有预料到的。崛起背后的理念也和西方主流观念大相径庭，这些理念对于我们进行民主创新富有启迪。使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实事求是”，其核心内容是不相信任何教条，通过对事实本身的检验来确定事物的是非曲直。

玛雅：美国最近出了一本书，书名叫《21世纪的治国之道：东西方之间的中间道路》。作者指出，美国应该打破禁忌，学习中国的治国之道。

张维为：坦率地说，一个5000年延绵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此首先要心怀敬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今天它所展现出的一切，绝对不是“先进” 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分简约甚至简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要比这些概念丰富一千倍、一万倍。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而迅速崛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把整个中华文明推入国际大竞争，看一看中华文明能不能站住脚。结果发现，中华文明不但站住了脚，经受住了考验，很多内容还被迅速激活。通过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中国成了世界上进步最快、活力最大的国家，并且开始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