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的经典著作。与之前同类题材的法国革命史著作不同，《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主体不是叙述大革命，而是分析产生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作者在书中指出，经济繁荣并非意味着社会必然稳定，如果改革的步伐远远落后于人民群众的期待，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得不到有效制约，经济繁荣反而会加速革命的到来。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正处于腐朽封建权贵与新生资产阶级激烈斗争、法国社会向民主宪政社会大转型时期，经济繁荣但矛盾重重，人民生活改善却怨气冲天。
　　改革一旦开启就必须持续深化。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发现一个“悖论”：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18世纪末的德意志境内几乎没有一处彻底废除农奴制度，而类似的情况在法国早已不存在，农民可任意往来、买卖、处置、耕作。农民不仅不再是农奴，而且已成为土地所有者。然而在压迫深重的德国并没有发生革命。即使在法国境内，革命最激烈的地区也正是巴黎附近改革进步最明显的地方。托克维尔由此得出结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如果据此认为避免革命的最好方法是不进行改革，那绝对是一种误解。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不在于开启了改革，而恰恰是改革不到位所导致的。尽管经过了一系列改革，路易王朝仍然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法律五花八门、互相矛盾，等级森严、负担不平等的状况有增无减。如果说，中世纪的人们因受压迫深重对未来无所期望，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默默忍受，而随着私有财产的增加和法律压力的减轻，人们维权动机大大增强，维权意识大大提高，现实社会中那些遗留的硬核部分成了人们比改革未曾开始时更加不能忍受的对象。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将它猛力抛弃。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很多时候是希望未来越来越好。
　　治国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和智慧。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成就远远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明显，大革命之后并没有给人民带来所期盼的自由民主，而是将社会带入迷惘和混乱。这和法国政治呈现出的浪漫幻想色彩密切相关。法国文人在大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大革命爆发前被看作社会公知，他们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对一切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准备用新的蓝图重建整个社会，并用种种美丽的口号来获取民众的支持。愚昧的法国民众对于公知言听计从、衷心拥戴。公知们还得到了很多贵族的支持，他们一边享受着缴税豁免权和其他种种特权，一边又大力地抨击这些旧制度如何的荒谬。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对美好未来无限憧憬的狂热之中，然而人们对如何建设新世界一无所知，更没有人去研究思考建国方略、实现路径、制度保障等具体问题，这种先天准备的不足导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长期混乱，政权更替犹如烙烙饼般频繁，砍头大戏接连上演。和法国大革命之后陷入混乱不同，同时期的德国却保持稳定和持续发展。这与德国政府善于将政治问题专业化、抽象问题具体化的执政理念密不可分。以俾斯麦政权为例，俾斯麦执政的20年间，既以政治的手段对待意识形态对手，同时更以专业的手法改善德国本身的社会问题，一系列今天在德国和欧洲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险、企业劳资谈判机制和社会自治措施，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尽管当时的德国也产生了各种激进思潮，但在政府的理性引导和精明治理下，很好地消除了因转型而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