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必须关进笼子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孟德斯鸠的这一名言在大革命爆发前的法国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路易十六时期，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为了做到身在巴黎而能领导一切、洞悉一切，中央政府发明上千种审查手段。在法国3/4的地区，中央政府取代了所有地方权利，将一切事务无论巨细都系于一身。政府变得更加活跃，发起过去连想都不曾想的各种事业，成为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以及王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经济的短期发展和繁荣，大革命前 20年，社会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然而这种表面繁荣却隐藏了太多问题。当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唯一代理人时，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约束政府，政府行使权力随心所欲，滥用权力现象十分严重。国王四处举债又随意撕毁契约、任意进行摊派、公开卖官鬻爵、强行干预司法，结果公信力尽失。这就不难理解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另一个“悖论”：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因为这种经济的发展是以损害人们利益为前提的，经济越发展，人们受到的伤害越深。
　　特权化趋势是自我毁灭。权力滥用必然导致特权化，特权化必然导致自我毁灭。这在法国贵族身上得到鲜明体现。客观来讲，大革命之前贵族阶级的统治权越来越少，但是贵族却越来越多地享有充当主人第一奴仆的专有特权。以捐税为例，在英国，贵族承担最沉重的公共负担，以便获准进行统治；在法国，贵族直到灭亡仍保持免税权，作为失掉统治权的补偿。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最无能力应付的人却得交税。为了巩固和扩大各种特权，法国贵族变得封闭和僵化。在英国，贵族与平民共同从事同样的事务，选择同样的职业，贵族与平民之间甚至可以通婚，而不觉得有失体面。而法国贵族将这些看作是耻辱，坚决反对与其他阶层融合。当自我封闭成为必然选择之后，权力上层就固化了，路易十六时期比路易十四时期平民更难当官，权贵利益集团之外的优秀人才根本无法进入核心政权，“权力固化”演变成“特权固化”。形形色色的特权损害公平正义、腐化社会风气、制造社会隔阂、加剧阶层矛盾，使被剥夺了特权的人心中充满嫉妒和仇恨，颟顸自大的贵族们已躺在火山口却浑然不知，反而更加自私自利、趾高气扬，当大革命到来时，自然被彻底扫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