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国的地区间、城乡间、部门间、不同所有制间、甚至单位间的发展差异巨大，贫富分化严重，原有社会保障和福利分配不平衡，使得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筹资水平、体制衔接都非常困难。饱受诟病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一例，长期以来城乡社保人为分割，保障程度不一，不仅没有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平等。
　　可以说，在我们这样的大国，建设起一张制度完善、体系健全、覆盖全民、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保障网，是人类历史上未曾遇到过的时代性课题。从这一点看，我们建立社会保障的过程，既不同于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因应劳资矛盾冲突、社会风险加大的“同步发展型”社保，也与北欧国家社保程度较高的“小国寡民”型社保有巨大差异。
　　我国社会转型加快、社会流动加速的大国国情，增大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难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加快。首先，自1980年代开始，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流动的增加，大大促进了我国的城镇化，30多年时间里我国城镇化每年保持1%增幅。2011年末，城镇人口达到69079万人，城市化率达到51.27%。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城市化率在30%—70%期间是城市化加速期，而且越是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城镇化的速度越快。除非发生特大天灾人祸或者战争，我国城镇化仍然有可能保持年均 1%的速度，并将持续 15—20年。我国社保的基础是城乡分治的社会大背景，本来，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社保就是两种制度、两种待遇，社会转型和城镇化又产生了2.53亿农民工，他们的社保城乡两头都靠不上，纳入社会保障、享受公平的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困难很大；另外还产生了4000万—5000万失地农民，他们的土地被征收后，农业生产失去基础，“土地保障”的功能相应消失，由于找工作困难、征地补偿低等原因，这部分人有可能沦为农村社会的底层，他们的社保需求迫切但又难有针对性解决方案；另外，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数量近年也呈现上升趋势，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压力都十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