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党是应救国之需而成立的，当时确定的目标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党组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被纳入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体系，承担着国际主义责任。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的利益与要求”；共产党员是“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必须“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为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而奋斗，“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这种在巨大外部压力下喷发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思想理论上的表现，就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一定要学习、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了解世界，但更要懂得中国历史、文化，创造出“带着中国的特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包含着多种要素，但是，中国共产党和理论工作者的爱国情怀、理论的民族特色是基础性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气质是自主自尊自信。外国学者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达了一种民族尊严和民族精神。他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说：“中国化的概念是一种象征，面对共产国际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它伸张了中国的民族尊严”，“毛泽东在 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信念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了。”这种说法很有见地。当时联共（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威自居，在帮助、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同时也干涉、阻扰中国共产党自主探索，还指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婉转地表达了“去苏联化”的决心。在党内，毛泽东等领导人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党八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曾明令“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这些做法都体现了思想理论上的独立自主意识和精神。党在力量较弱的时候顶着巨大压力坚持独立自主，终于创造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座理论高峰。党的理论气质连同理论都应当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要懂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气质，做到精神独立、淡定，使理论彻底、管用。
　　返本是为了开新。找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义和真精神，是要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潮涌动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深沉的情感、顽强的意志、创新的精神、超凡的智慧、自信的气质，还有牺牲、光荣与梦想，已经“化”出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成果。世情、国情、党情一直在变化，“中国问题”呈现阶段性特征，创新、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教条主义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内涵，而整体性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不竭之源，只要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义和真精神去“化”，我们就能不断写出新篇章，取得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