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运用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准确性 语言要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方针、政策,符合上级的有关指示精神,符合本单位实际,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讲话不能含含糊糊、模棱两可,更不能信口开河,毫无原则。把握语言的准确性,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和“因人制宜”,用得体的语言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思想性 语言是思想的体现,行动的先导。任何人的语言表达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作为团干,更应加强这方面的修养。首先思想要顺应时务,符合政治需要;其次语言应体现思辨能力和对事物发展趋势的预见性。
灵活性 在交往中,能够灵活、迅速、恰当地运用较好的口才处理突发情况,有助于缓解尴尬气氛。把握语言的灵活性,需要做到“两个结合”,即幽默性与随机性相结合、逻辑性与朴实性相结合。团干部在工作中,多数情况下面对的是青年,由于青年所受的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团干部在讲道理时也要注意联系实际情况,运用朴实通俗的语言,尽量营造良好的氛围。
节奏性 哈沃德说:“有节奏的声音对于人脑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当说话者诉诸于这种技巧时,话就变得深长、颤动而宏亮。”语言的节奏性表现在对语速语调等的把握上以及对说话时间的控制上。语调语速等的变化可以使语言表达有抑扬顿挫之感,从而感染听者。心理学上认为,当同样的信息多次单调机械地刺激时,容易使人产生疲劳和困倦,导致听众厌烦,影响讲话效果。传输相同的信息量时,时间越短,效率越高。因此,团干部在交流思想、介绍情况、陈述观点、发表见解时,应使用凝练的语言,提纲挈领地把问题的本质特征表达出来,一语中的。对时间节奏的把握是一种能力,更需要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
古人对于口才也是很看重的。春秋战国时期,以推行连横策略而著称的游说家张仪就是其中之一。据传,他初到楚国去当说客时,楚王没接见他。楚国的令尹把他留在家中做门客。有一次,令尹丢失了一块名贵的玉璧。令尹见张仪穷困潦倒,便怀疑玉璧是被张仪偷去的,把他抓起来打个半死。张仪垂头丧气回到家中,他妻子抚摸着张仪的伤痕,心疼地说:“你要是不读书,不出去谋官做,哪会受这样的委屈!”张仪张开嘴,问妻子说:“我的舌头还在吗?”当听说舌头还在时,张仪说:“只要舌头在,就不愁没有出路。”后来,张仪到了秦国,凭他的口才,果然得到秦惠王的信任,当上了秦国的相国。
古希腊人德摩斯梯尼天生口吃,嗓音微弱。在常人看来,他似乎没有一点当演说家的天赋,因为在当时的雅典,一名出色的演说家必须声音洪亮,发音清晰,姿势优美,富有辩才。德摩斯梯尼最初的政治演说是很不成功的,由于发音不清,论证无力,多次被轰下讲坛。为了成为卓越的政治演说家,德摩斯梯尼做了超过常人几倍的努力,进行了异常刻苦的学习和训练。据说,他抄写了8遍《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虚心向著名的演员请教发音的方法;为了改进发音,他把小石子含在嘴里朗读,迎着大风和波涛讲话;为了去掉气短的毛病,他一边在陡峭的山路上攀登,一边不停地吟诗;他在家里装了一面大镜子,每天起早贪黑地对着镜子练习演说;他把自己剃成阴阳头,以便能安心躲起来练习演说……经过刻苦的努力,终成一代雄辩大师。
古语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某位团干部语言驾驭得好,我们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此人口才真好”的感慨。俗语说:“言为心声”。对于语言的选择、组织及运用最能够体现说话者的态度,也有利于别人了解自己。有的人,同别人在一起讲话,可以让他人感受到“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甚至油然生出相见恨晚的感慨;而还有的人,则会让人感觉索然无味,“话不投机半句多”。口才好的团干部,能够准确自如、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图等;能够把道理讲得条分缕析、形象生动;能够结构自然,简洁明了地令他人听清和理解自己的话语。同时,也能够从与他人的交谈之中测定他人说话的意图,得到有益的启迪;而且还能够通过谈话,增进自己对他人的了解,与他人建立十分良好、和谐的关系。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一个人可以面对多少人,就代表这个人的人生成就有多大。”商界如松下幸之助、马云,政界如列宁、奥巴马,他们无一不具有出色的口才。可以说,说话的自信心与语言的魅力,是一个事业出色的成功人士的必备条件。因此,在工作及事业上,拥有语言魅力的团干部,大多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语言交际能力来说服他人,左右逢源,使工作顺利进行。
共青团作为面向广大青年的组织,自然要求团干部必须紧密地联系青年、与青年广泛地交流。因此,团干部是否具有良好的语言感染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团组织能否能有效地动员青年。正如团中央书记陆昊同志在共青团十六届一中全会上指出的:“增强基层团组织对青年的吸引和凝聚要靠团干部的人格魅力和感情。”如果团干部的语言交际能力不强,在无形中便减弱了共青团组织的向心力;除此之外,共青团的性质要求团组织必须有效地吸纳资源,如果团干的语言使用得当,往往能争取到更广泛的资源,从而推动共青团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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