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以文学的方式，直接对当下的现实生活发声，迅疾地向时代和读者报告，是报告文学文体的特殊性所在。面对新的形势特别是媒介环境的剧变，当下的部分报告文学创作有些力不从心，步入误区，损伤了报告文学整体性的声誉。本版自今日起开辟“问诊报告文学创作”栏目，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短板”进行梳理与总结，以求报告文学走上更加健康、持续的发展轨道，敬请关注。
在新世纪十余年中国文学的版图上，报告文学的位置卓然醒目。这一时代文体在社会进一步深刻转型的风云际会中，又一次得到了激活，呈现出创作的活跃繁盛之势。就作品的生产量而言，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这一似乎很难复制的“报告文学的时代”。
但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影响力是有限的。这既由于新世纪“众声喧哗”后文学声音的进一步减弱，更在于报告文学文体自身存有的问题：报告文学作家介入现实的激情和能力不足，缺少像《天使在作战》《十四家》《矿难如麻》这样直面现实问题、善于思考叩问的“问题报告文学”；反映模范先进人物和重大建设成就的报告文学，多数近似好人好事表扬稿和通讯报道，甚至沦为广告文学，成为人们诟病报告文学的现成材料。而叙事的纯化、物化和新闻化，是造成这类创作低值的重要原因。
时代命题与文体担当
与“问题报告文学”相对应的一类作品，尚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命名。李朝全曾经撰文将其指称为“歌颂体报告”，“描写和表现优秀人物、先进事迹、重大事件或建设项目之类的歌颂体报告”，“这些作品大多通过记录或讲述一些影响较大的人和事，赞美和讴歌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所体现出来的某种人格操守、思想追求或精神力量”。从取材和题旨来看，“歌颂体报告”类似于新闻中的“正面报道”。其共同点都是基于主流价值取向，对人物事件的客体进行讴歌礼赞式的肯定性再现。基于此，可以将叙写先进模范人物、报告改革开放建设成就的这一类作品，指称为“正面报告文学”。
此前，文学界对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理解上有些偏颇，以为报告文学的文体功能更体现为对于问题存在的揭示与批判。其实，理性精神是报告文学的基本精神，作品是批判还是讴歌，都当以理性精神为尺度，即批判其不可不批判的，讴歌应当讴歌的。而且批判与讴歌并不绝对分离，以“反”求“正”，以“正”祛“反”，体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某种辩证逻辑。
“正面报告文学”既是文体内在的重要构成，同时也体现了现时代的特殊之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但经济化社会所伴生的社会物化，却是现代化建设的陷阱。人的现代化是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关键。所以，在新世纪，强化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成为一个重大而急迫的时代命题。而“正面报告文学”以非虚构的方式，承载积极的社会主流价值，参与时代所急需的崇高的精神建设，恰好显示着这一类型写作的重要意义。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问题报告文学”，以其思想启蒙、呼吁改革而生成了其时报告文学的轰动效应，那么，在行进中的新世纪，以崇高道德、美好人性和伟大业绩给读者以文学温暖、以精神感奋的“正面报告文学”，它的发展则是适逢其时。因此，优化“正面报告文学”的创作，是当前推进报告文学文体建设的重要课题。
纯化、物化与文体失重
非虚构是报告文学力量生成的前提，而报告文学叙事的纯化，实际上是对这一文体规范的异化。受制于“正面”的先验设定，作者对于对象的表现尽可能地去粗取精、去杂提纯，以求取“正面”表达效果的最大化。纯化的作品，其人物的叙写偏于“正大”的一维，或显示出与生俱来的高尚，或大写无我的奉献，或放大舍其无他的特异，总之，人物是零缺陷的；对于工程建设类的叙述，指向数字化的重大成就，遮蔽其中的挫折矛盾，显示出天时地利人和的一帆风顺。
这样的强化处理，人物倒是被提炼得非常纯正，事件叙述也更为顺达圆满，但作品实际的表达效果却大为弱化。因为，这样的处理有违于报告文学所要求的客观真实原则。尽管从局部看，作者没有虚构叙事对象，但由于抽去了对象构成的其他因素，因此，作品所呈现的人物和事项与其实际的存在产生了距离，这样作品的叙事信度就被打折了。
纯化的处理还弱化了非虚构正面叙事的审美感染力。纪实之美，美在真实、真诚。今天的读者对于先进模范人物的接受，并不是因为他的超凡脱俗，而是认为他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有着与普通人一样的人性，在寻常中创造了崇高。郭明义的可敬可爱，不仅因为他敬业爱岗，大爱助人，而且也在于他是一个爱唱歌、会写诗作文，也要发脾气的富有个性的人。李春雷的《幸福是什么》，写到郭明义“人缘好，脾气暴”，导入了郭明义为工作和同事打架的事，“两人都拼命了，皮开肉绽，鲜血淋淋”。过后重归于好，“偶尔还是会有争吵。但即使再着急上火，两人也不打架了，只是互相瞪瞪眼，咬咬牙，在耳朵边大喊大叫几声，再忍不住，就像两头发怒的公牛一样头碰头，拼命地顶撞安全帽，撞得‘啪啪’直响。”这是一个极有表现力的细节，但有人认为影响了郭明义的形象。可见报告文学的“纯化”已经成了定势。
所谓物化，在“正面报告文学”中主要表现为重事轻人，取表丢核。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人物再现应是作品叙事的中心。事由人为，即使是报告建设成就的作品，也应突出人物的活动。但是在这一类作品的写作中，往往忽视了人的存在，人的再现让位于事的叙述。作品中充斥着体现效益的数字，满是描述产值、利润、同比增长等数据，类似于财务报告，还有的作品可算是经验总结。反映工程项目的作品，比较多的是叙述工程的决策、设计、勘察、工程难题的攻克等，专业性强，人本性弱，读来索然寡味。
“正面报告文学”取表丢核，是指作品的表现重事象的罗列，轻内在蕴含的挖掘，作品的主题分量就显得轻飘。这里关联着作者思考能力的问题。报告文学是强调以思想为美的，特别需要作者有思想者的敏锐与深刻。苏州作者唐晓玲的《城市底色》，由叙写苏州好人的道德故事，阐释现代化建设的本旨。作品原来按照《苏州好人》构篇、立意，类似好人好事集。改为《城市底色》这一寓意深刻的命题进行再写作，反映了作者思考的深入。人的现代化是城市现代化的底色，这就深化了作品的精神高度和主题价值。
新闻化中的文学性流失
报告文学是新闻文学，它与新闻具有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新闻性是这一文体的基本属性。从文体的演化可见，原先的作品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就是通讯体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文体的真正独立，需要这一文体有新闻性而无新闻化，成为一种具有自足文学性的报告。新闻化是影响报告文学文学性生成的重要制约因素。
近期有关报告文学名称的分歧，实际上其要点指涉报告文学文学性的不足。“非虚构”构不成对具体文体的命名，但它倡导的纪实写作新的叙事伦理却是值得重视的。“非虚构”所强调的书写“个人关切”“个人经验”，重视现场感和个人性等，是对报告文学叙事新闻化的一种有效反拨。“正面报告文学”新闻化更为突出，源于这类写作有着与通讯为伴的胎记。
所谓新闻化，是指以新闻的方式写作报告文学。其表现为选材立意重视人物事件的典型性，注意突出先进事迹，强化作品的宣传价值，相应地忽视还原人物和事件的本真存在，缺失对于日常生活图景的具体叙述；在结构布局上较多地采用类型写作的模式，比如导语式的开篇，模式化地叙述新闻的基本要素。文本主体突出主题主线，缺少多维而有机的叙事，显得呆板。语言的新闻化是“正面报告文学”新闻化的显性标记。文学的语言与新闻的语言不同，文学语言讲究形象、趣味和语言主体的个性，“面皱如核桃，发白如秋草，牙齿全部脱落了，满嘴尽是赝品”，这是《木棉花开》开篇描写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的文字，造型性极强的语言一改以往表现高级干部的俗套。
近期刊发在大型刊物上反映大型国有企业发展史的作品，是一部材料丰富的创业史，但语言的新闻化使作品的文学滋味流失殆尽，“担负历史重任”“建设科研基地”“精神诚可贵，管理出效益”“改制创辉煌，工程振雄风”等，这些用以标题的语词，大多属于经验总结报告类的用语。这样的作品与其说是报告文学，倒不如说是企业史。
（作者为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