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2月16日，胡适先生和他的秘书胡颂平聊天，说起了多年前美国历史学家伯尔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紧接着，胡适说他自己也有同感。1959年3月12日胡适写了《自由与容忍》一文，主题 是“容忍比 自由更重要”，发表在《自由中国》杂志上。这个命题，这个箴言，并非胡适晚年才有的思想，早在1925年12月，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就说：“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容忍”和“自由”绝非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问题。容忍，是一种态度；自由，是一种价值。这种态度和价值对每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对全社会和全人类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大事情。而“容忍”和“自由”的关系，如果处理得不好，则个人、家庭、单位和全社会的生活就会乱套，甚至出现种种错误、乱象或罪恶。因此，认识清、把握好“容忍”和“自由”的关系，时时事事都是十分重要的，也是任何人都摆脱不了的。
　　“容忍”和“自由”的重要性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个命题正确吗？对此大有研究的必要。
　　笔者最初见这个命题时，认为一生不信仰宗教的胡适，却鼓吹了一个具有宗教性质的命题。我的想法是：任何宗教都不会给信徒们“自由”的许诺，教义教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宗教的教义大多宣扬“容忍”二字。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我们只能从世俗生活的角度来看待“容忍”这个对人对事的态度。笔者是俗人，对“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个命题或箴言，曾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个世界上忍无可忍的事情太多了，而我们对自由的向往却总是处在饥渴状态。因此，不讲任何前提条件，不讲时间、地点，不分具体的人和事，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不正确的。
　　容忍，是有条件的。这个简单的道理一般人都懂，这是常识，胡适作为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为什么一再不加前提条件地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是我们要探究的症结所在。从现有的史料上看，胡适强调这个命题，一有难言之隐，二有哲学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