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胡适在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和台湾当局，特别是和蒋介石是有政治分歧的。蒋介石要独裁，而胡适要民主，这是他们之间最根本的分歧。他强调容忍，首先指的是当权者要能够容忍思想上、言论上、行为上与自己相异的人和事。据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记载，胡适花了几个晚上的功夫才写就了《容忍与自由》这篇短文，可见他是字斟句酌的。既反对独裁，又不能点名道姓地直陈，所以这篇短文最初的题目是《政治家的风度》，后改为《自由与容忍》，最后定为《容忍与自由》。当时台湾的“政治家”指的是谁？当然是指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因此胡适强调“容忍”，是向蒋介石要民主，要求蒋介石能容忍如《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雷震那样的反对派。胡适毕竟是书生，面对独裁他不可能造反起义，只能用春秋笔法向蒋介石谏言。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说，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能“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他还说：“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因此胡适发表的这篇短文，可以看作是他写给蒋介石的一封要求容忍异己和民主的公开信。这是具体的时代背景，如果离开这个背景，就无法理解胡适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政治原因。
　　此外，“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还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笔者曾认为多一分容忍便少一分自由，容忍越多自由就越少。细思之，这是一种肤浅、幼稚、片面的认识。胡适说：“社会上没有容 忍，就不 会有自由。”这个论断的深刻性在于“社会上”这三个字。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活着，就无所谓容忍和自由，也没有“社会”。两个以上的众人才能构成社会的存在。众人之间的关系是众人生存的本质。假定十个人生活在一个家庭或单位里，十个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身种种的特殊性，他们之间如果都不能相互容忍，那么，其中的任何人都不会享有自由。推而广之，庞大的社会生活，如果人人都拒绝容忍，那就只有厮打和战争，只会弱肉强食，所谓自由是决不可能在相互不容忍的状态下存在的。
　　旅美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情怀》的散文集，其中有一篇题为《容忍与自由》，此文承袭了胡适关于“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他 说：“‘自 由’和‘容忍’是一对分不开的连体双胞胎。”他还说：“容忍与自由绝非西方所独擅，这两者都是普世的价值。”余英时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进一步完善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个命题，他说：“我们要永远不停地争取说话的‘自由’，但同时必须‘容忍’别人发言的‘自由’。我们的容忍也有一个极限，用暴力摧毁‘自由’的团体或个人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提出了“容忍”的极限，是对“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命题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