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门槛的降低，带来的直接变化将使民众的许多个性化需求，能够通过更多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得到满足，”他以养老服务为例解释说，多年来政府投了很多钱，但单靠钱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现在不是缺吃少喝，空巢老人心灵慰藉、失能老人的专门护理等工作不是政府拿钱就能够全面提供的，最好的办法是让社会组织去做，扩大政府预算，购买社会组织提供的个性化、人性化服务。

2011年，江西省专门出台文件，对社会组织“先登记、后备案”，政策实施后，获得合法身份的社会组织增加了近两成。

除了降低登记门槛，几位全国人大代表还注意到了改革方案中逐步推进有关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表述，“探索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黄代放看来，“原来很多协会、商会带有很多官办色彩，一些官员退了以后，来到商会担任会长、秘书长，掌握人事、财务权，有可能发生一些腐败行为。脱钩后，会带来竞争，谁为企业提供的服务好，谁就能得到更多资源。”

赵白鸽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将迎来新的良好机遇，需要得到更多支持。“我们期待在法律、体制、政策、规划等方面进一步营造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积极推进职能转变，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机制，把政府承担的一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更多的转移给社会组织。”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不要认为对社会组织放权，政府就不必投入了，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未来的社会服务项目，政府应当承担相当大的资金保障，社会组织则提供多项具体的社会服务，这个大格局，需要确定下来。在香港，政府每年的财政综合援助资金大体为400亿港元，其中有100多亿港元是直接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3月13日表示，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以后，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的范围、步伐、力度会加大加快，会把一些事务性的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这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从总体上看，今后我国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会扩大、加强。

（北京3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