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出台《反就业歧视法》破解“中国式”就业歧视

罗和安看来，要破解“中国式”就业歧视就要通过专门立法在制度层面解决这一问题。

他表示，《宪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虽然均有反就业歧视的法律条款，但是由于缺乏完善的反就业歧视法律体系，缺乏有力的反就业歧视行政措施，缺乏健全的反就业歧视监督机制和救济机制，高校毕业生就业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就业不公平的现象愈演愈烈。

在电子邮件中，郑楚然告诉罗和安对于就业性别歧视，虽然有关法规里已有相关法条，但她们却发现缺少具体罚则。“女生投诉无门、法院不立案等情况经常发生。”同时，由于要求举报人举证，也使一些被歧视者不得已放弃了维权。

所以，罗和安不忘强调，在《反就业歧视法》中设置反“中国式”就业歧视的专门章节或条款，以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对于“本科没能读重点，上到博士也白搭”的“中国式”就业歧视，作为国家首批“211”和“985”重点建设高校的一校之长，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明确表示：不赞成。“企业用人也好，机关用人也好，还是要看人的全面素质。”

龚克认为，“中国式”就业歧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建立起人才流动机制。

他解释说，对用人单位而言，所用之人不能胜任工作却辞不掉，是最为难的，特别是一些事业单位，缺乏退出机制，几乎仅看简历就要把这个人雇佣下来，而且是长期雇佣，确实风险很高。在筛选率比较高、竞争力较强时，选择毕业于“名校”的求职者，风险似乎会小一些。

为此龚克强调，要改变“中国式”就业歧视还要改变用人机制——用人单位要实现人才“能进能出”的流动。“经过三年工作岗位考验，是否胜任便可一目了然，根本不必再追究本科在哪儿读的，甚至初中在哪儿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