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共诉求从“民生时代”向“民权时代”过渡

所谓民生问题，即有关国民的生计与生活问题。孙中山先生曾将民生问题概括为衣、食、住、行四要素。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解决了衣食住行四大基本民生问题之后，一个以教育为民生之基，就业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为民生之依的新民生构架已初具雏形。

进入新阶段，随着农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广大农民的共同诉求正悄然发生变化，逐步由“民生时代”向“民权时代”过渡。“民生时代”，人们关注的是如何发展生产，做大蛋糕，关注的是投入产出，关注的是效率。“民权”时代，人们关注的重心是权利的平等和保障，如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是社会最关注的焦点，权利冲突上升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今天农村社会生活中许多矛盾和问题没能很好解决的关键，就在于“民生时代”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还在支配着一些领导干部。

“民权时代”，人们对公权力的运行会高度敏感，通过种种方式和渠道对不良执政行为进行批评指责将成为家常便饭。公共政策已不再是精英决策圈的特权，人人都能参与讨论。这些都对传统的执政思维和执政习惯提出巨大挑战。今天，民权的启蒙阶段已经基本结束，正进入民权的博弈阶段。民权的博弈阶段，正是矛盾集中显现期。因此，把握“民权时代”的执政要领、执政特征，是处理农村矛盾，解决农民问题，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随着农民公共心理从“民生时代”转向“民权时代”，执政者必须十分敏锐地感知，把“民生时代”形成的工作理念、原则、措施、方法及制度等逐步调整过来，做好“公权”与“公民”的沟通互动，努力学会适应于“民权时代”，服务于“民权时代”，力争成为“民权时代”合格的领导者。

从一定意义上说，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过渡，这是由解决“民族”矛盾向解决“民生”矛盾的转换；由发展市场经济向构建和谐社会过渡，这是由解决“民生”矛盾向解决“民权”矛盾的转换。在第一个转换过程中，由于我们在诸多方面一直还延续使用解决民族矛盾时期的老套路，致使民生问题的解决推迟了几十年。今天我们正面临第二个转换的紧要关头，如果我们的各级执政者不及时认清这一历史任务的演进，把握好时代要求的特征，就会失去历史的选择。例如5000万失地农民安置、社保等问题还未完全得到妥善解决；在涉农乱收费、乱集资，假劣农资坑农、企业违约坑农问题上，在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问题上，在户籍管理、市场准入、劳动就业中歧视农民的问题上，在维护农民受教育权利和维护农民的环境权益等诸多方面，也都存在着许多突出矛盾和现实问题。随着农村小康水平继续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在社会保障、教育、健康、医疗卫生等方面又不断呈现多样化的需求。我们的执政者都应时时、事事、处处关心、关注、关爱农民的合法权益，言行一致地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坚决支持农民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严防以“权力”压“权利”的现象发生。

洞悉民情，集中民智，整合民意，尊重民权，当是执政者在“民权时代”不二的选择。考察今天所有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轨迹，就会发现两个特征，一是几乎所有的事件都是因维权而起；二是几乎所有的事件都经历了“民情—民怨—民怒”三个阶段。关注民权，未雨绸缪，将群体性事件平息于青萍之末，社会自然就会呈现出澄明祥和之气和勃勃生机。

二、社会管理从“共域时代”向“自域时代”过渡

在中国传统社会管理中，尽管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民间社会仍保持较大的自我运行空间。政府要扩展对民间社会控制，多采取间接方式，把自己的意愿交由民间力量来执行，保留民间自我管理的空间。我们把政府与民间均可发挥作用的领域称之为“共域”，如赋税摊征、兴修水利、兴学育人等；把政府与民间各自开展自我管理的领域，称之为“自域”，包括政府的“自域”和民间的“自域”。这里着重谈民间的“自域”。中国传统社会民间“自域”主要包括乡村的集体娱乐事务（如舞龙灯等）、公共建设事务（如修桥补路、办村塾等）的组织管理，家族、会社、乡约组织的活动等，以及四时八节、人生仪式、婚丧嫁娶、商事活动等习俗，内容非常广泛。民间的“自域”多以非正规制度的形式出现。

在中国地方组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两种主要的动力和两种主要的机制。一种动力来自于国家，一种动力来自于地方社会自身；一种是由外力推进的生成机制，或可称国家建构机制，一种是内力自发的生成机制，或可称民间自生机制。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村组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乡村内生的自组织力量在政策的导引下复兴勃发。“礼出于俗，俗化为礼”。这些大多以非正规制度形式出现的现象，往往在制度创新上最敏感、最前卫、最有活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农民工进城等这些自发创造不仅形成巨大的社会潮流，而且为正规制度所接纳、称赏、进而推广。

把那些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领域放给农民自己管理，国家逐步缩小共域范围，扩大民间自域空间，实行国家与民间社会管理的分工与合作，以民间力量来“补官治之不足”，应该说是几千年来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经验和教训的结晶。乡村治理由共域时代向自域时代过渡，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当前要逐步实现乡村治理向“自域时代”的转型，需要着力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处理好村民自治权与基层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村民自治权与基层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反映着自治权与管理权之间的博弈。尽管两权皆来源于法律规定，但两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要对“两权”进行调整，调适权力体制，探索和构建村民自治制度下既能保障村民自治权的实现，又能充分发挥国家政权职能的农村工作指导机制。

二是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农村税费改革以来，采取“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在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一事一议”在具体执行中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应采取相应对策不断规范和完善。如对筹集数量问题或可因事因时因地而定，只要征得全体村民同意，不超越当地村民的承受能力，适当量力多筹应予允许。对筹集范围或可突破村域，实行受益范围内的一河一议、一路一议等。尽快规范和完善农村“一事一议”的相关政策法规，做到有法可依。

三是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家庭竞争时代”基本结束，“组织竞争时代”正在到来的新形势下，如何发掘农民的群体能量，是摆在中国农民面前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世界性的潮流，已有100多年历史的各类合作社组织是世界各国农民最普遍、最受欢迎的组织方式。我国目前仅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15万个，覆盖农户不足10％，尚有90％的农户没有加入组织，与发达国家的比重正好倒过来。引导农民走向合作之路，首先要放宽政策，创造环境，降低门槛，放手发展。当务之急是帮助农民找寻共同利益的切入点，引导扶持他们走合作的路子。那种一谈合作就担心影响社会和谐的守旧心态是因噎废食、杞人忧天。其次，不仅要发展产业链低端的生产加工的合作，还要发展产业链高端的金融、流通等方面的合作。最优厚的利益蕴藏在高端产业，只让农民发展低端产业的合作，利益的分配就不会合理，农民的利益就大受影响。再者务必坚持农民自愿。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避免两个极端，即要么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强迫农民合作；要么放任不管，让其自生自灭。

三、生产方式从“全耕时代”向“半耕时代”过渡

市场经济的巨大内驱力，工业化、城镇化的强劲推动力，加速改变了乡土中国的社会形态。“半耕半工”型结构已经覆盖了中国大部分村庄，种田成了农民的副业。农村主要劳力非农化，次要劳力农业化，非农产业收入正逐渐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标志着中国农村已从“全耕时代”演进为“半耕时代”。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是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必经阶段。

在农业由主业成为副业、农村由全耕进入半耕、主要劳力由农业转向非农的全新历史阶段，如何重塑发展理念，重构资源配置，重组生产方式，重建精英队伍，以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发展农村经济，是中国农村面临的最紧迫、最关键的问题。总体思路应是：培育一批精英，使那些思想活跃、善于创新、勇于拼搏的农民脱颖而出，造就具有较高风险抵御能力和市场驾驭能力的新型农民，使之成为引领农村经济发展的致富带头人；建设两支队伍，即农技代理队伍和农民经纪人队伍，为繁荣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强有力的科技、人才和服务保证；提升“三生”环境，从农民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村镇规划管理，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优化农村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树立“四大理念”，即树立大资源理念，统筹开发利用城乡国土、资金、科技、人才、信息等资源，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挖掘资源潜力。树立大农业理念，拓宽农业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发挥农业比较优势，增强和发挥农业的食物营养、工业原料、生态保障、观光旅游、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树立大市场理念，充分利用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扩大流通范围，消除流通障碍，提高流通效率。树立大融合理念，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全社会资源互动，使农村变成全社会的农村，使农民变为全社会的农民，在工农、城乡关系的良性互动、健康运行中推进新农村建设。

四、经济发展从“动力时代”向“能力时代”过渡

近30年的农村改革使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空前的动力，空前的积极性，没有使农民爬出“温饱陷阱”，农民普遍面临的是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农民自身能力不足，体现在诸多方面，如资本积累能力、信息获取能力、市场竞争能力、资源利用能力、经济合作能力等等。突出表现在：一是包括教育、卫生、健康、营养等在内的人文发展条件落后。目前，我国人均受教育时间为8.5年，其中城市人均13年，农村人均7年；中国公共卫生曾被联合国排在世界倒数第四的位置，就中西部地区而言，营养和健康是制约农民脱贫增收的重要因素。二是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宽，能力低下。全国1.62亿网民，农民上网的不足1％。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农民在市场博弈中处于严重的弱势地位。三是农民的生产方式落后。不少地方的农民至今仍固守“该种时种、该收时收”，不懂经营管理，不问成本核算，而且种植结构单一，适应性差，抗风险能力弱。四是农民的思想观念落后，总体缺乏现代观念，市场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合作意识都比较淡漠。

因此，解决农民的发展能力问题，必须实现“三增”，即增收、增权、增智。增收就是千方百计让农民腰包鼓起来。当前，一要强力止住农村在土地、资金等方面的长期“大出血”；二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让农民工与市民同工同酬同待遇。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创造人民币价值的人民劳动没有升值。一亿多农民工已经对ＧＤＰ做出超过20％的贡献，但他们的劳动报酬却过于低廉。增权就是要增加农村文化教育卫生社保等方面的投资，让农民同城里人一样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千方百计让“农村书屋”遍及每个村社，引导农民读书学习，想方设法改善农村卫生条件，强壮农民体魄，从整体和长远上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应是农民能力建设的核心。增智就是对农民进行文化、科技、现代经营理念等方面的教育培训。使农村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让农民由“生产的主人”变成“市场的主体”。

五、从业状态由“就业时代”向“创业时代”过渡

农民创业是农民就业之本、之基、之源，是农民解放自己、实现更高层次发展的惟一出路。发达国家每千人拥有中小企业45－55个，在中小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65％－81％；这些年，我国中小企业增加缓慢，1999年到2004年，全国每年只增加大中小法人企业10万个，国家工商总局公布，内资企业2005年比上年减少30.1万家，个体工商户自1999年以来平均每年减少128万户。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规律是：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总数的99.5％以上是中小企业。安徽无为县引导万余务工农民回乡创办近千家企业，2006年贡献税收已达2.9亿元，占县财政收入的2.7％。

在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把工作重心从帮助农民就业致富转移到激励农民创业致富上来。激活农民的创业冲动，把广大农民潜在的创业意愿和巨大的创业潜能变为具体的创业行动，关键是要大力弘扬创业精神，引导教育农民懂得依附性的就业只能解决生存问题，主动性的创业才有技术、经营、管理、市场、资金、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积累，才能解决发展问题。温州人能做大做强独树一帜的核心，就在于他们始终坚持“自己干、干自己的”执着精神。我国社会创业环境欠佳已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如公司注册登记需要耗时几十天，且手续较繁，而发达国家只需几天。对此急需大刀阔斧地删繁就简。不然农民只能在创业的大门口徘徊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