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精英群体从“双向流动时代”向“单向流动时代”过渡
传统中国，农村精英群体在城乡之间、朝野之间双向流动是社会常态。近代以前，从乡村走出去的官绅、士大夫和商人，及至晚年多告老还乡、落叶归根，或虽在城市，也常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搭建起“庙堂”与“草野”、城市与乡村互动的桥梁。他们的博学多识、礼义道德等为乡人追慕，奉为楷模。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延续到7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最初的动因是动员家居农村的青年回乡务农，后来把城市2000多万知识青年也派遣到农村，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又把1000多万企业职工和市民下放到农村，这些对农村精英层的生成与保持起到巨大的作用。他们塑造着乡村的主流话语，导引着乡村的道德动向，提振着乡村的人文精神，是维系乡村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机制。中国如此，国外也同样，英国的绅士始终与乡村保持着联系。美国的政客、律师、商人也多在退休后回到祖先的农场。
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纵深推进，在城乡差距的鸿沟、市场经济的利益、制度政策的阻滞、反乡村的文化认知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目前农村精英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推拉力失衡、机制失效，呈现出由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性流动特征。城市成了农村人才的“收割机”，农村成了城市人才的“播种机”。
单向道的人才流出，使优质资源集中到城市，农村社会精英缺失，加剧了农村“空心化”，对城乡建设和发展的影响至深、至远。一方面使乡村道德体系日趋衰落。一些地方，乡村社会在缺乏精英引领的状态下或权威碎片化，或权威灰色化、黑色化，即乡村强人浮出，长期形成的以道德为感召的“士绅权威”被以金钱和暴力为胁迫的“劣绅权威”取代。山西黑砖窑事件即是证明。（孙立平称之为“在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或底层堕落”。）另一方面造成城市剩余资源浪费。特别是那些在都市生活中已显得多余或无奈而根在农村的精英阶层固守在城市，既加重了城市的负担和压力，也阻滞了城乡良性互动，城乡之间丧失了一条重要联结链。
如何构建社会精英回流农村的机制，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当务之急是按照市场化思路倡导新一轮“上山下乡”，充分发挥市场导向和政策驱动的双重作用，鼓励和吸引更多人才到农村就业创业。近年来，一些大学毕业生和城市人才到农村支农、支教、支医和农民工返乡创业形成一股新版“上山下乡潮”，对此，应积极引导，大力推进。各类农业院校为农服务的专业应由财政出资免费招收农村学生，让他们学成后回到农村创业，逐步改变农业院校“富人不愿上、穷人上不起、毕业难就业”的尴尬局面。每年新招收的国家各级各类公务员都应先到农村去锻炼一到二年。让他们带去外部文明的同时，也能深入了解农村农民。
“乡绅自治”是中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基石。应鼓励支持那些出身农村、住在城里的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以多种途径、多种形式，为故乡新农村建设建言献策、出智出力，各类人才共同重塑农村社会新的“精英阶层”，重振乡村社会的人文精神，扶正乡村社会的道德走向，引导乡村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在拥挤、污浊等城市病越来越重，而乡村交通等公共设施逐步完善的背景下，像毛致用—样“采菊东篱下”的人将越来越多。各级政府应做好有效引导。
七、价值观念从“同一时代”向“多元时代”过渡
地方性、静止性、封闭性是传统农村社会的本质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中，人们的价值观念，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基本是同一的。这是由其社会特征决定的：一是信息趋同。二是教化趋同。三是生产生活方式趋同。四是交往趋同。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正在发生整体性的分裂、重组与嬗变，呈现出空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是从政治理念看，自主意识增强，集体精神淡化。二是从经济观念看，市场意识增强，功利色彩凸显。三是从文化观念看，开放意识增强，但轻贱农业、轻贱土地、轻贱农村的意识十分流行。四是从家庭道德观念看，“家庭本位”逐渐弱化，新的伦理纲常正在形成。“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被打破；只要能挣钱养活父母，即为尽孝尽责。
在旧的价值观逐步解体、新的核心价值尚未形成的过渡阶段，多元化、多样性所引发的新旧激荡、矛盾冲突持久而强烈，一些腐朽没落的思想观念正在冲击着农民的是非善恶标准，由此导致道德滑坡、心态失衡、行为失范、生活异化，其负面效应极有可能影响农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如何调适农民多元价值观念的矛盾和张力，已是我国现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应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引导和社会舆论，鼓励支持农民养成并不断强化更加开放、宽容、民主、进取、创新、协作的多元价值观念，激发社会活力，实现农民自身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文革”时期，中国社会是一个“政治人社会”，政治高于一切，形成了以政治为纲、非理性的社会价值形态。改革开放以来，进入“经济人社会”，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趋于理性，但同时也滋生、蔓延过度的“物欲化”。从社会发展的规律看，应建立一个“知识人社会”，以知识、智慧引领社会价值观念，这样社会才不断迸发涌流出强劲的创造力、创新力和竞争力。“政治人社会”，人多疯狂；“经济人社会”，人多趋利；“知识人社会”，人多智慧。应从国家层面引导社会重塑以“知识人社会”为导向的核心价值观，重构价值体系，形成正确的义利观和利益导向，改变农民偏差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把健康向上的观念转化为农民内省后的自觉行动。
八、颐养天年从“血缘赡养时代”向“社会赡养时代”过渡
中国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及至近现代，农村崇尚的是几世同堂的大家庭，血缘赡养在农村养老体系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但是，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家庭结构以及人们思想的变化，这种养老体制逐渐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流动导致老人空巢家庭增多。二是孝敬老人的观念弱化，家庭养老纠纷增多，养老质量参差不齐。三是血缘赡养存在较大风险。家庭自身可能遭受家庭破裂、重组以及其他意外打击，现代家庭的不稳定性增强。因此必须在提倡和鼓励血缘赡养的同时积极探索社会化赡养模式，逐步实现从“养儿防老”到“制度养老”的过渡，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养老保障问题。
从国外的发展趋势看，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实现社会赡养是总趋势。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投资互助型。该模式坚持“援助自助者”原则，强调养老的“个人责任”。二是福利型。“福利国家”借助于财经政策的调节作用，来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缓解社会矛盾。三是自我投保型。三种类型各有利弊。而投资互助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强调效率与公平相结合，尽管有自身的缺陷，但体现了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多渠道筹集资金，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又可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因而，这一模式越来越受到众多国家的推崇。
中国目前60岁以上的老人已超过1.5亿，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2.4亿，2050年将达4亿，约占总人口的25％，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将超过1亿。发达国家用100年走完的老龄化过程，中国只用30年就走完了。面对“国未富，人先老”，“银发中国”已提前到来的现实，要实现从血缘赡养向社会赡养过渡，就是要建立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根据我国国情，农村养老保险应建立一个以社会养老为核心，以自我养老、家庭养老、村社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构架体系。按照“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适当补贴”的筹资机制，实行个人账户积累模式，个人账户资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和基金投资收益组成。在制度模式的设计上要做好城乡之间的相互衔接，以便在农民进城务工的情况下，使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能够进行转换。
九、素质培养从“基础教育时代”向“继续教育时代”过渡
农村基础教育表现为义务教育，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重要作用。但是，多年来对农村教育过于强调正规教育、基础教育，忽视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这种潜在的教育导向鼓励农村学生通过高考等渠道脱离“农门”，在教育中过于强调书本知识，忽视各种技能培养；学校教育脱离社会实际，各种成人非学历非正规的继续教育及培训体系不完善，农民需要不断充实的新知识新技术无法获取。有的村子家家重视基础教育，千方百计供孩子读书，结果几年下来，“状元村”变成了“贫困村”，家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世界上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农民的继续教育。如日本，全国有57所县立农业学校，专门招收高中毕业生，通过3－4年的学习、实践，培养合格的农民。同时还举办“绿色学园”，对将要从事农业的高中学生进行农业经营知识的函授讲座。日本农村还有4000多个青年俱乐部，帮助农民提高科技文化水平。在韩国，有16个农民教育研究所，负责农民和基层官员的教育。美国遍及全国的一千多所社区学院和各州的赠地学院都可为农民广泛开办培训班。全国有5万多个农民俱乐部，帮助农民学习各种新的专业技术，制订生产计划，提高经营管理能力。法国政府规定农民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取得合格证书，才能享受国家补贴和优惠贷款，获得经营农业的资格。
在我国，为促进农民继续教育，农业部已启动百县万村新型农民教育培训“三进村”行动，但远远不能适应农民的需求。当前对农民的继续教育，必须针对农民生产生活实践，建立和完善多形式、多层次的农民培训体系，对农民进行多门类、多技能的教育培训，保证农民有足够的条件不断吸收和运用先进技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一是广泛开展多样化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应由财政出资免费开办为农服务的农、林、种、养、加工、机电、运输等专业，还应根据农村实际，采取长短结合等措施，开展与农民密切相关的文明教育、法律教育、卫生健康教育及科学素质等方面的培训。二是扎实开展文化科技继续教育。全国5亿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约为7年。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称，中国具备科学素质的人口不超过2％，与国外比相差10倍。科学素质低主要是农民。缺乏基本的科学素质，谈何掌握现代科技，更谈何创新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引导鼓励农民不断学习文化科技知识，跟上时代步伐。三是积极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重点对市场需求的电工、电子、机械、计算机应用、汽车运输和维修、物业管理、家政护理、保安等工种进行培训，积极探索订单式、校企结合、产教结合等培训模式。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培训成才率和就业率，使农民逐步完成“职业转移”，进而完成“身份转移”。把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
十、文化生活由丰富多彩的“参与时代”向单调枯燥的“远离时代”过渡
长期以来，乡土文化的世代沿袭和传承，农民群众以自我参与、自娱自乐的民间歌舞、民间戏曲、民间技艺、民间说唱以及民间工艺等为载体和纽带，宣泄情感，沟通交流，增进协作，过着精神食粮相对丰富的生活。
时至今日，伴随着乡土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转型，中国农村精神文化在传承与分化、裂变与重构、碰撞与融合中陷入了发展困境，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使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远离参与，被边缘化。农民整天面对的只是无法置身其中的电视、收音机。一是农村传统民间精神文化正在解体消亡。很多地方农民自发组织的戏班子、高跷队、秧歌队、玩龙舞狮等过去仅春节活动就长达月余，现在基本销声匿迹，农村地方性文艺和剪纸、泥塑等民间艺术也面临失传的危险。二是政府创办的农村文化阵地功能萎缩。农村公共文化设施难以为继，乡镇文化站无法正常运转，农村文化队伍几近消亡。三是农村现代精神文化难以勃发。目前，全国9000多家刊物只有180多种属于“三农”的；全国2000多种报纸只有80多种为“三农”服务，其中已经改名的有30多种，余下50多种有20多种是农垦机关报和生产建设兵团报，真正为“三农”服务的只有30种左右；八九亿农民只拥有半个专业电视台中央7套，已注册的369家省级电视台开办为“三农”服务栏目的只有十五六家；全国1.62亿网民，农民上网的不足1％；近几年全国有几百家县级图书馆没新添一本书。倾斜的社会“公器”，阻塞了农民追求现代文明的路径。
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缺失，给农村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封建迷信、邪教等争夺农村精神阵地，一些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妇女，因家庭残缺、生活单调，心态难以稳定，孤独而茫然，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更深层次的影响还在于，农民因缺少情感交流和思想联系的渠道，群体力量、公众意识、合作精神和核心价值观难以形成并发挥作用，阻滞了农村现代化进程。
经济贫困与文化贫困，二者互为因果。在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坚持积极推动农村精神文化的传承、复兴和发展，引导和帮助农民构筑自我参与、自娱自乐的鲜活生动、丰富适宜的精神家园。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精神文化建设的观念必须相应改变，应针对农民文化消费从内容到形式都在经历更新换代，且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的现状，促进农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衔接与整合，创新农村文化组织形式和内容，重视文化与精神的内涵提升，让农民在文化建设的参与中重构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