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在1941年12月后有一条曾说：“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
　　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在有关彭真的条目中说：“1941年起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
　　《彭真传》编写组编的《彭真年谱》，在1941年12月后说：“年底制定中共中央党校计划。这个计划是同毛泽东、任弼时等共同商定后执笔起草，并经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讨论通过的”。还说：“向毛泽东请示，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问题。毛泽东说：“应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共中央党校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精神，和中央党校领导人研究制定办校的方针”。
　　可能是因为上述这些权威部门编写和出版的著作中有这样几条记载，所以还有人写文章说：“1941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由邓发、彭真、陆定一、王鹤寿、胡耀邦等组成。邓发为校长，彭真为教育长”。又说：“1943年11月7日中央党校大礼堂竣工时，有人提议要在礼堂门上挂一个校训题词。于是人们就请中宣部的范文澜写。范老先生写了几幅字，自己不满意，他便提议找毛泽东写。毛泽东同意后，在4张2尺见方的麻纸上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我觉得上述这种种说法，还颇值得研究和推敲。我的质疑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说彭真 1941年到中央党校工作并任教育长，恐怕是缺少根据，靠不住的。
　　上个世纪 60年代初，中共西北局曾计划恢复延安十大革命遗址，其中有中共中央党校，派延安地委副书记刘静同北京各有关单位联系，请各单位分别收集有关材料。为此，在中央党校曾成立了一个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共西北局党校、中共延安党校人员组成的“延安中央党校校史调查组”。组长是当时中央党校的秘书长牟泽衔，副组长是当时中央党校教育长李践为。我当时参加了这个调查组。我们曾到中央档案馆查过有关中央党校的档案，就没有查到有关彭真 1941年到中央党校工作并任教育长的文献。当时我们还访问过 1941年任教务处长的刘芝明、教员张承民、杨英杰、校务处副处长牟泽衔、校务部秘书张德温、科长王大富等人，也没有任何人说过彭真 1941年就到了党校并任教育长。
　　就是上边有人说的彭真起草的所谓《中央党校计划》文件，也可以证明彭真在 1941年并没有到中央党校工作。这份文件没有署时间，从其在第十五条所说“政治课程，由邓发拟好后，于下星期提出管理委员会讨论”，其形成的时间当在1941年12月1日以后，因为在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才决定成立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这个文件的第十六条，曾详细地列出了当时中央党校的组织机构及校长以下的秘书长、教务处、校务处正副处长、处的秘书、正副科长、科员、教员、助教、工作人员支部书记的名单，根本就没有教育长的设置，更没有彭真的名字。其中，关于教育处、校务会议部分还特别写道：教育处长“邓发暂兼，继续找人”，“校务会议由校长、秘书长、各处正副处长组织之”。这也可以证明当时根本没有教育长的设置。
　　不仅如此，据1942年1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中央党校已根据党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进行彻底改组，学校提高入学条件，并对各课程时间做了分配，其中毛泽东主讲哲学、中国近代革命史、新民主义论，范文澜、艾思奇、陈伯达等分任各科专门课程之讲授。这里也依然没有提到教育长的设置和彭真任职的任何情况。
　　我们看到彭真到中央党校工作并任教育长的文件，是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关于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的通知。其中写道：“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其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三同志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之。原有党校管理委员会即行取消。邓发同志仍为校长，并主持校务会议。彭真同志为教育长，并主持政治教育会议，林彪同志主持军事教育会议”。这个文件也可以证明在这之前彭真并未任中央党校教育长。邓发从 1939年冬就任中央党校校长，所以这个文件写“邓发同志仍为校长”，如果在这之前彭真就已经是中央党校教育长，那么这个文件也应该写“彭真同志仍为教育长”。既然文件没有这样写，就说明彭真以前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