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点质疑是：有人说1941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党校管理委员会，并说这个管理委员会是由邓发、彭真、陆定一、王鹤寿、胡耀邦等人组成。
　　据我所知，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为加强中央对干部教育工作的领导，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从那时起中央党校就由中央干部教育部领导，中央并没有设党校管理委员会管理党校。1940年6月，中央干部教育部与中央宣传部合并，改称“中央宣传教育部”，同年 10月改称中央宣传部，其部长、副部长依然是张闻天和李维汉，中央党校依旧由他们直接领导。直到194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延安干部学校决定草案时，提出中央党校要改为培训党的地委书记以上、军队旅团级以上干部时，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才决定成立由任弼时、陈云、邓发三同志组成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以加强中央对中央党校的直接领导。但即使到这时，中央也还是指出：“中央党校应由中宣部管理，整个在职干部教育工作都应由中宣部管理，负总责”。
　　有人写文章说，“1941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由邓发、彭真、陆定一、王鹤寿、胡耀邦等组成”，这是不对的。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实曾议到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的问题，但并不是决定其成立，而只是决定增补王稼祥、洛甫（张闻天）为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委员。关于中央成立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和这时的变化，在《任弼时年谱》和《陈云年谱》中均可得到证实。增补的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这几个人，当时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上文作者列出的五人，除邓发外，当时连中央委员都还不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恐怕也不可能任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
　　不知作者为什么会把邓发、彭真、陆定一、王鹤寿、胡耀邦都说成是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我估计，很可能是作者错把当时《中央党校计划》中提到的“组织考试委员会”当成了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因为当时中央党校准备培训的高级干部要分正科与预科两种班次，正科学习二年，预科因还要补习文化，学习三年；而准备入学的党的七大代表、部队的旅团级以上干部和准备在延安机关招收的高级干部，还分住在中央研究院、军政学院、中央党校和延安其他一些机关，为要审查学员是否符合入学条件和区分正科班还是预科班，中央当时在《中央党校计划》中曾提出，“必须组织考试委员会，提议由王鹤寿、胡耀邦、曹一欧（轶欧）、邓发组织之，由邓发负责”。其所以要由这几个人组成考试委员会，是因为：王鹤寿当时是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胡耀邦是当时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曹一欧（轶欧）是当时中宣部干部教育科科长；邓发是中央党校的校长，都是具体管这方面工作的人员。这说明这个考试委员会同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完全是不同的两码事。我认为作者可能是错把这个委员会当成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况且作者所说的管理委员会的人员比这个考试委员会又少了一个曹一欧（轶欧），多了彭真和陆定一。
　　我质疑的第三点是：1941年邓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和中央党校校长，为什么1941年关于中央党校的计划和校训问题，不是由中宣部和邓发他们去起草制定并向毛泽东请示，却要当时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且没有材料证明已在中央党校任职的彭真去起草制定并向毛泽东请示呢？对此，我反复考虑都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