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考课已经制度化、法律化，其官吏系统考评体制之完善居历代之首。唐朝统治者遵循“德礼为政教之本”，更加强调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同时他们也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贞观政要·择官第七》），因此在考课制度中贯彻以德为本的思想。唐朝制定的考课法规主要有“四善二十七最”和“四等法”。《旧唐书·职官二》有详细记载：“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这是对流内官吏考课的法定标准，“四善”专指品德操行，“二十七最”主要是根据不同部门的职责规定的具体能力标准。唐朝对流外官则按四等第进行考课，《唐六典》规定：“流外官本司量行能功过，立四等第而免进之：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居官不怠、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数有愆犯为下；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下下。”上述考核标准的顺序，充分反映出唐朝首重道德品行，而才能绩效居其次的考课取向。

　　宋、元、明、清各朝在考课制度上均有变化，但在很多方面包括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上大体沿袭唐代旧制，宋代的《守令四善四最》考课法和金代的《四善十七最》考课法，其中有关品德标准的“四善”完全照搬唐代“四善”的内容。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虽厉行重典治世，但也强调“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的礼法合治观，曾于洪武六年“令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明史·选举志三》）其对为官者的道德品行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清代考核内容标准为“四格”、“八法”，“八法”系指贪、酷、罢软无力、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与明制同，对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依然是主要标准。

　　总之，中国古代在对官吏的考课制度中将德与绩两者结合起来，并凸显德的优先地位，特别注重官员的清廉节操。通过褒善惩恶、奖优罚劣，来保障职官队伍的活力和效率，其中一些规定和做法，至今值得我们珍视和借鉴。

　　（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法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