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

既有的制度安排是一个靠政府推动的速度型的制度安排，为了由大到强、创新驱动，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当代中国的经济正处在由大到强的关键时刻，不创新就不能由大到强，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靠膨大剂式的刺激只会错失良机。中国经济必须创新驱动发展，要创新就必须改革，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

人们通常认为人才是创新的关键。然而当年的瓦特、法拉第等人并没有上过大学；当代的比尔盖茨、乔布斯大学也没有上完，他们却成了全世界在创新发明中最有成就的人。按照威廉·鲍莫尔在《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中的研究，制度比人才更重要，制度可以吸引人才、造就人才、激励人才。他说：“正是自由市场将这些技术进步转变成快速的经济增长，而且正是经济增长反过来支持了教育的普及。如果此言成立，虽然人力资本的投资仍然会被认为是巨大的技术进步的必要前提，然而我们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对于这个任务来说既是必要条件又是充分条件。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不仅提供了大量创新活动所需要的激励，而且刺激了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本投资。 ”

那么，为什么是市场机制呢？首先是激烈的竞争和短暂的超额利润使得企业不得不率先创新，不创新就难以生存。率先创新者固然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但这种超额利润会随着众多加入者的涌进被迅速平均化，于是又有了下一轮的创新。这个过程表现为不断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找到创新的均衡点，又打破了这个均衡点，走向更新的均衡点，恰如一场军备竞赛。其次是经济周期中危机阶段特有的强制性的淘汰、重组，创新是走出危机的契机，再一次占领市场必须是新的、先进的。再次是平等进入保证了平等竞争。最后是市场经济不拘一格和推崇企业家、推崇创新的社会氛围。

靠机制吸引而不是靠补贴吸引人，这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思维惯性上的鸿沟。靠补贴的工程式的吸引人才最大的弊端是已经先入为主地假定谁是人才了，你不能补贴所有的人，你不能给人们提供激发才能的社会氛围。染文道在他所著的《常识》中写道，新加坡就很能够吸引人才了，但比起美国还是略逊一筹。 “美国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的制度和开放。例如一个非洲移民的第二代能当总统，那还有什么不可能呢？只要看看它各行各业高端人才分布的那种族群纷杂肤色参差的景象，便能发现美国始终是一个移民传统深厚的国家”。“美国诺贝尔奖得主乃世界之冠，其中起码有一半是移民，或者移民者的第二代”。

创新，由大到强有更多的风险，是更大范围的实验或试错，需要更为专业的知识和信息，所有这些都必须企业去识别、判断、尝试。我们应当继续向市场经济体制前进。我们曾经靠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要件推动了市场化的改革，然而，这些要件今天却成为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他们认为，要有这样的生产力，必须进行改革。他们写道：“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我们需要创新，创新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这就是结论。

可以肯定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延留下来的审批机构的存在是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的。

可以肯定的是，官本位的、泛行政化的科研、教育体制是不适合创新的。

可以肯定的是，补贴式的人才工程计划对于造就人才和激励人才，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既有的制度安排是一个靠政府推动的速度型的制度安排，为了由大到强、创新驱动，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