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创造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深植于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

　　这种文化的形成与美国政治家的大力提倡是密不可分的：自本杰明·富兰克林以来，对科学技术的尊崇就成了美国文化的一个持久特征。美国卓越的政治家亨利·克莱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就指出，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培育实用技术和制造工艺优势的国家在力量上必将胜过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国家;而在鸦片战争150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家们一方面在津津乐道“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在带头购买外国品牌汽车，其命运的差别由此可略见一斑。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访问美国后，在他1836年的经典性著作《美国的民主》中由衷地赞叹到：在美国，人们对科学中纯粹实用部分的理解令人钦佩，同时又对那些在应用中直接需要的理论部分给予认真的关注，在这方面，美国总是展现出一种自由的、原创的和富于发明的心智力量。

　　因此，这种文化造就了对技术新动向的高度敏感，欧洲的任何技术动向，几乎马上在美国就有反映，其反映之快，超过欧洲大陆本身，这几乎成为美国的一个传统。例如，1803年，英国开始研发蒸汽动力机车，但在英国还没试制成功的时候，1807年美国就成功地试航了蒸汽推动的轮船。欧洲人发明了电的理论，而对之理解最透彻的却是美国的爱迪生和贝尔等人。发明和创新是人的天职。摈弃目前在我国流行的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的颓废文化，大力弘扬创造主义新文化，开创一个全民创新的新时代，这是我国通过第三次工业革命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