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皓虽然也承认目前违规配备公车是个问题，但他同时认为，“正省部级以下一律取消公车”的做法并不现实。客观地说，伍皓所言符合实情。

中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行政区域不仅大小悬殊，自然地理环境也极为不同；再加上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所造成的巨大差异，一个县级市乃至乡镇，其所面对的“公务”，未必就比省部级要少、要简单。当一个县级市的市长的确面临众多“公务”，却仅仅因“级别”而不能配专车，这样的规定在现实中有没有可操作性？“省部级及以上干部才能配专车”在现实中之所以被事实上突破，除了权力难以约束，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实际上，对公车的治理，应主要着眼于“私用”，而不是什么违规配车，甚至，也不是什么“专车”问题。从逻辑来说，该不该配车，参照标准只能是“事权”与“公务”，而不应该是什么“级别”。

当然，鉴于目前对于权力的制约机制，从“级别”上对公车配备进行一定的规定，有其合理之处。但也要看到，这样的配车规定，强化了人们对于权力和级别的追求，更促使在实际运作中，诞生各种各样的“变通”对策，所谓“相对固定”公务用车，其初衷不能说不良好，但终究沦为现实中的“变通”之举。说到底，以权力决定如何配车，公车注定被权力私有。

治理公车私用以及公车的专有化、私有化，除了细化、科学化相关规定，根本之道还在于如何监督以及对于监督结果的执行。没有公开就难以监督，如果伍皓不主动公开其公车牌号，公众如何才能质疑其不按照规定配车？假如省部级以下干部取消公车不现实，那么就只能在管好公车上下功夫。而如何管好公车？显然，社会监督是这方面的最有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