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智库机构不断壮大，结构更为复杂，专业分类也更加精细。有的机构专注于信息收集领域，比如全俄科技情报研究所、社会科学学术情报研究所等。有的机构专注于分析研究，比如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加拿大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等。还有的侧重于宣传职能，比如苏联新闻社（俄新社的前身）、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青年组织委员会、苏联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等。这些机构之间为赢得对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影响力而相互竞争。苏共中央领导层对这些智库研究成果的关注度就是衡量各研究所业绩的主要标准。
　　戈尔巴乔夫发起改革后，苏联智库机构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苏联政治体制面临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机制转型等许多问题，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团队试图依靠那些倾向于改革的智库机构学者。一些学者被直接吸纳参与制定新的国策，在新国家机构里出任要职。比如苏联科学院经济和科技进步预测研究所（1991年更名为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的 ..沙塔林院士出任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委员，负责制定市场经济转型方案；全苏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总裁 ..扎斯拉夫斯卡娅院士当选苏联人民大会代表，成为最高苏维埃委员；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部的经济学家 ..阿甘别吉扬院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经济问题顾问；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 ..普里马科夫院士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所长 ..阿巴尔金院士出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等。一些智库专家还尝试提出新的改革方案以供选择，比如亚夫林斯基和沙塔林提出的“五百天”改革方案等。
　　苏联解体过程中，苏共和苏联国家意识形态基础受到重大冲击，那些为维护和强化苏联政治体制而设立的智库机构可以说首当其冲。在当时的背景下，苏共党内智库的命运尤其令人关注。一些智库经过变更形式和地位得以保留，但在这个过程中流失了大量的研究人员。
　　苏联解体直接改变了旧的智库体系。俄罗斯的国家机构都开始实施大规模改革，相应的专题分析和研究需求日益增长，新的智库机构也应运而生。俄罗斯新型智库的涌现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苏联学术界事实存在的国家垄断被打破，国家不再为政治学研究提供经费。第二，随着俄罗斯社会转向选举制、多党制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很多专业从事选举咨询和操作的智库应运而生。这些智库可以为不同阵营的政治精英代表提供服务，选择不同的政治方向。第三，俄罗斯实施私有化之后，各种商业机构登上政治舞台。从1992年起，智库开始承接越来越多的商业订单，很多银行和大公司开始积极成立自己的研究分析机构。1991—1993年间，俄罗斯社会开始出现私营的自负盈亏的智库机构。第四，各家智库在共同的研究平台上（比如内政、经济政策、外交、社会民意调研等领域）展开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