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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体制、去革命及“绑架说”……
——论当前鲁迅研究领域的一些错误倾向
贺秋石
2013年02月25日11:07   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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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从上世纪末的最后一两年,到新世纪的这十多年间,以否定或颠覆一切为宗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似瘟疫一般弥漫在学术领域,特别是在以鲁迅研究为主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越演越烈。其中,尤以一些人鼓吹的去革命、反体制研究和鲁迅遭遇“绑架”说横行学坛。这些所谓精英,将本应属于鲁迅的核心精神,本应属于学术范畴的内容,蓄意政治化,并且进行了符合自己口味且又能为己所用、为己扬名的政治化。

2011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一位化名“方尺规”的先锋作家,写了一篇题为《质疑鲁迅》的文章,公开亵渎鲁迅。他从鲁迅杂文中罗列出10处所谓“疑点”,得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结论:鲁迅是假的,有人代笔,是“人造”的大师。还有一位所谓“艺术精英”作了一个被一些人传得津津乐道的演讲,题目叫《鲁迅的好看与好玩》。其中毫无学术可言,而是带着浓厚的八卦色彩,以江湖游方郎中的相面术来“纵横捭阖”鲁迅的好看与好玩,这不是哗众取宠又是什么?在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有人在发言中祭起了“去革命”的旗号,将毛泽东对鲁迅评价中的“伟大的革命家”称谓去除,给改成了“伟大的社会活动家”,似乎这样一改,就能抹去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鲁迅固有的革命内涵了。

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社会活动家”的提法,根本不符合当时鲁迅的状况。

众所周知,鲁迅在上海的最后十年,是其一生中著述最为丰富、战斗性也最为激烈的十年,同时也是他完全蛰居的十年。仅有的一次公众场合的露面,鲁迅是怀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心情,赴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杨杏佛先生的葬礼。当时,国民党限制他的行动自由,一些小报制造的别有用心的谣言也在不断地追逐着他,以致他与外界的联系不得不通过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书店进行。期间,国民党反动当局制造了对共产党人、左翼作家赶尽杀绝的一次又一次白色恐怖事件,鲁迅不得不经常举家躲藏起来。1933年4月11日,于长期东躲西藏后,鲁迅举家自拉摩斯公寓搬迁到刚刚落成的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的大陆新村1弄9号,这才有了一个稳定的住所。但是,这个住所并不对外公开。由于环境的异常险恶,鲁迅不得不一直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内山书店职员的身份入住大陆新村。直到三年半后病逝,连户口都一直没有申报。请问,古今中外,有哪一位“伟大的社会活动家”是不具公开身份、不对外公开家庭住址的?

鲁迅暗中参与的营救中外人士的行动,其营救对象无一不是共产党人(包括共产国际和外国共产党人)和左翼民主人士,这就是鲁迅身上凸显的与众不同的革命特性。由此可见,那种在鲁迅研究中高祭所谓“去革命”的旗号,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存在的,自然,也有悖于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与常识。

有关鲁迅遭受共产党、毛泽东以及共产党特使冯雪峰“绑架”的说法,近十余年间被一些人大肆传播、扩散,以致越过浩瀚的太平洋,抵达美国。一个叫徐贲的旅美华人学者,就大肆传播这一观点。他在2008年发表题为《红潮往事》的万言文,针对鲁迅临终前三个月发表在《文学丛报》和《现实文学》上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徐贲先生在引用时将其冠之为“发表过一封《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字样),这样杜撰道:“布切曼、伊罗生和李福仁一直以为这篇文章是鲁迅亲自写的,一直到英国里兹大学本顿教授(Gregor Benton)于1994年6月在《东亚历史》第七期上发表了《鲁迅、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一文后,布切曼才知道,这篇文章是鲁迅在病重时,由冯雪峰所拟稿的。”

读着徐贲先生的这段文字,我们不禁给弄糊涂了!有关鲁迅先生这一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早在1936年7月的《文学丛报》月刊第四期和《现代文学》月刊第一期刊登时,其文尾就明明白白地这样写道:“这信由先生口授,O.V.笔写”。O.V.即冯雪峰。鲁迅逝世以来的70多年间,无论哪一种版本收入,都是这么注明的。而冯雪峰本人撰写的一系列回忆文章中,或其回答鲁迅研究者、出版社编辑的提问时,也都是这么诠释的。

在此,笔者还要提供一个新的史实。这个史实是一位与冯雪峰过从甚密的人,与冯雪峰多次访谈的回忆,回忆的题目是《为鲁迅执笔——近四十年前听冯雪峰闲聊(一)》,作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上世纪80年代担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陈早春。此文写作时间为“2010年3月18日草,近又收入2012年10月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民国那些事——鲁迅同时代人》一书。

陈早春先生这样写道:

这两篇文章,鲁迅在答徐懋庸信中已郑重声明过:是“我的”。当然他说的是《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不过该文中也提到过“托洛茨基的先生们”,与《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的口径基本一致。

实话实说,冯雪峰没有跟我闲聊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的代写情况,而对《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的代写情况,却聊了很多,且不止聊过一次,时在1972年11月间,特摘录如下:

“当时‘国防文学’派中有些人诬陷鲁迅为‘汉奸’,为‘托洛茨基派分子’。这使鲁迅很伤心,很悲忿,以至使他怀疑这样的战友‘是否系敌人所派遣’……托派陈仲山寄来的第一封信,还有他们办的刊物,使鲁迅大为惊诧。他将这信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不让任何人知道,也瞒着许广平,《鲁迅日记》也未记。这封信是六月初(按为六月三日)寄来的,许广平回忆错了,误将陈仲山寄来的第二封信当做了第一封……陈仲山的来信,他跟我见面尚未开口讲话,就从枕头底下抽出来要我看。我边看,他边说,‘托派真的来了,来引为知己了,你看讨厌不讨厌!’……我问他要不要答复,他说那要拜托你了,并嘱咐我,要把来信附上。我将来信授意的这封回信寄给好几个刊物,由周扬掌控的《文学界》就是不愿意发表,好在别有两刊物都发表了。鲁迅看了,面带笑容地说,这次便宜他们了,来信也用同一字号,没加区别,太便宜他们了。”

显然,鲁迅先生是认真地看完两家刊物所刊的“这信由先生口授,O.V.笔写”的这封信的,而“面带笑容”,则表明了他肯定了冯雪峰的代笔没有走样,亦即没有违背他的本意。

在《为鲁迅代笔》的文尾,陈早春先生还着重作了以下说明:

附带说一下,冯雪峰在鲁迅在世时,他可以为鲁迅代写文章、增删文句,但当鲁迅百年之后,由他主持刊行鲁迅著作时,却一字、一标点也不许编辑改动,即使明显错了也只能加注说明。

最后,陈早春先生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鼓吹“绑架”说的精英们的险恶用心。他写道:

很难想象,在鲁迅眼睁睁看着一切的时候,居然敢假冒鲁迅的名义去发表自己的作品。有人热衷于谈论此事,可能的解释也许是这样:公开去骂鲁迅,可能多少有些顾虑(新时期似乎例外),那就只好去“清君侧”。今天在雪峰为鲁迅代写文章上做文章,是否也在沿用我们老祖宗的这套把戏?其实,冯雪峰早就被“清”过无数遍了,今后是否还将被“清”下去?

“清君侧”,陈早春先生评说的多么的一针见血啊!那些号称精英、新锐的人,究其根本,就是不要历史的真实存在!

(责编:秦华、朱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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