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过去从不涉足鲁迅研究的新锐人物，掀起了所谓的反体制研究，四处散布所谓鲁迅遭共产党、毛泽东“绑架”了的说法。

在1927年4月15日前的广州，鲁迅确实与共产党人有过一些来往，但根本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如何看待鲁迅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为，正确的认识是正视历史的真实存在。应当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坦诚相见进而并肩作战的关系。

鲁迅最终同共产党人站在一起，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基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鲁迅先生接受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被列宁称之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鲁迅早期的著述及所翻译的外国作品中得到印证。二是其在北大授课时，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交往。三是孙中山先生昭告天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影响。四是1927年4月蒋介石突然变脸，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和三大政策，大肆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群众的血腥暴行，使鲁迅先生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认识和参与。及至后来，日寇步步蚕食我大好河山，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刻，蒋介石却不顾人民死活，大打内仗，终使鲁迅不惜与蒋介石交恶，更加坚定地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边。

有例为证。自1927年1月鲁迅自厦门抵达广州，至同年10月离去，鲁迅始终对国民党执政当局保持着高度警惕，对于国民党方面的拉拢和诱惑不屑一顾。1月25日，在中山大学学生会举行的欢迎大会上，面对国民党右翼的副校长朱家骅封自己为“革命家”、“战士”的时髦吹捧，鲁迅先生当场断然拒绝：“朱先生说得那一套我不承认！”他还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铁杆幕僚戴季陶、陈公博、孔祥熙等人的请吃，而且拒绝得很是彻底：在传达室里贴上“概不赴宴”四个大字的告示。

与对国民党右翼的态度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共产党人的尊崇与爱护。一天，当中大学生、共产党方面的联络员毕磊传信说，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欲来拜访时，鲁迅十分高兴，当即呼应道：“太好了！我也正想见见他。”然而，出于安全计，鲁迅建议道：“不过，他来这里容易惹人注意，还是我去方便些。”结果是年长、辈分高、名望大的鲁迅，前往陈延年的秘密工作地点作了推心置腹的探访。

自1927年4月14日夜晚起，紧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开杀戒之后尘，国民党极右翼的戴季陶等人也在广州大肆搜捕、杀戮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革命群众。鲁迅闻讯后毅然挺身而出，以自己所担任的中山大学教务长身份，于当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大院系主任与著名教授紧急会议，商量营救被捕进步学生。在遭到与会的朱家骅等实权派拒绝后，鲁迅当即开始了长达两个月之久的辞职相抗。其间，他还冒着遭特务暗杀的危险，前往关押被捕学生的南关戏院探视慰问，并捐大洋十元……

说到底，鲁迅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定位在“坦诚相见，并肩作战，相互影响”这12个字上。而鲁迅精神的核心，完全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在他逝世时，全国暨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覆盖在他遗体上的那面大旗上所绣的：“民族魂”。

当然，鲁迅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在同共产党的密切交往中，鲁迅始终恪守着自己的原则与立场，以及清醒、敏锐的是非判断能力。如对积极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共产党负责人李立三要他参加飞行集会与演讲的反复劝说，他断然拒绝，坚决不做无益、无谓的牺牲。面对“左联”后期领导人推行的关门主义路线，鲁迅于规劝无效后拒不与之为伍。还有瞿秋白惨死在国民党枪口下带来的强烈震撼与反思——他不顾自己日趋衰弱的病躯，没日没夜地为亡友出版《海上述林》文集，直至死亡来临……

那些反体制研究的精英们奉行去革命、去政治化原则，他们并非真的不要政治理念，而是试图导向他们所希冀的那种政治理念。他们所持的立场，与学术界所奉行的民族魂核心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四

一些试图以“还原鲁迅”作为新诠释目标的人，把萧红笔下的鲁迅说成是去除了意识形态的“真正鲁迅”，可惜，这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罢了。正是在《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中，萧红向我们讲述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故事情节。一个是鲁迅带领二萧观看苏联在莫斯科红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盛大场面的纪录片时，神往地说过一番话，令二萧感受到了真实的鲁迅那种“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热切企盼心情。

萧红这样原汁原味地为我们记录下了1936年4月13日晚，鲁迅先生偕夫人许广平，邀请她和萧军同往上海大戏院观看苏联影片《夏伯阳》时的场景，以及当时说下的一段话：

鲁迅先生坐在xx电影院楼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记了，新闻片是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

“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鲁迅先生向我们周围的人说。

而另一个故事情节，同样记录了鲁迅与萧红之间看似风趣却意味深长的一段对话，其话题是关于肩负重要使命、刚自陕北来到上海的冯雪峰的。实录如下：

有一天晚上X先生从三楼下来，手里提着小箱子，身上穿着长袍子，站在鲁迅先生的面前，他说他要搬了。他告了辞，许先生送他下楼去了。这时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绕了两个圈子，问我说：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

“是的。”我说，

鲁迅先生很有意思地在地板上走几步，而后向我说：“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

X先生走过二万五千里回来的。

那些从未完整地阅读过鲁迅全集，靠摘取其著述中的片言只语，鼓吹去革命、打着所谓“还原鲁迅”的旗号及鲁迅遭“绑架”说的反体制研究的精英们，无视鲁迅、鲁迅精神的灵魂核心。他们闭口不谈鲁迅是怎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中华大地；他们闭口不谈鲁迅怎样憎恨蒋介石抛弃孙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翼人士和革命人民，猛烈抨击蒋氏鼓吹的“攘外必先安内”媚日不抵抗政策，不谈鲁迅一次又一次地谴责、声讨蒋介石对坚持抗日、坚持全民族团结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闭口不谈在新文学——左翼文学运动中鲁迅领导并站在斗争最前列冲锋陷阵，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政策；闭口不谈在白色恐怖高压下，鲁迅同共产党人的血肉相连友谊，以及不顾自身安危，一次又一次，倾尽全力掩护、资助、营救遭通缉、逮捕的共产党人、左翼文化人士和国际友人……总之，在这些反体制的精英们的笔下，几乎从来不提鲁迅大出殡时非共产党人的各界抗日救国会授予他的“民族魂”称誉，似乎一提“民族魂”，就有沾革命、被绑架的危险。

做学问一定要脚踏实地，切莫空谈，切莫把标新立异作为成名的捷径，切莫提不切实际又危言耸听的口号！

（作者单位：昆山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