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政策赛跑

欧元区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欧元区货币政策对于南欧各国而言显得过于宽松，部分地导致这些国家公共或私人部门债务过度积累，需求过度膨胀，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竞争力下降，最终表现为欧债危机。

欧债危机的根本解决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危机国家需要强化在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结构改革，以提升竞争力；另一方面，在欧元区层面需要加快一体化进程，建立一个更为统一的欧洲财政同盟。

在此，有必要对欧元区推进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和具体的一体化政策进行区分。虽然欧元区国家领导人似乎普遍认同欧元区的发展方向将是“更加欧洲”——即在货币联盟基础上再实现一定的财政、银行乃至政治联盟，但在其实现路径上，存在严重分歧。

德国等核心国家强调，在实施一体化的财政和监管政策时，必须先建立正式的制度框架，否则贸然实施可能带来道德风险：欧盟稳定机制（ESM）直接注资银行业必须在建立统一的银行联盟和监管系统之后；债务共同化，也需要以统一的税收政策和向欧盟让渡部分预算主权为前提。而南欧国家的领导人则希望，在正式的财政同盟、银行同盟和政治同盟的制度框架建立完备之前，尽快推出促进一体化的政策措施，以增强市场信心。

德国对道德风险的担忧不无道理。但事实上，很少有大范围的政策改革是在所有条件完全具备的情况下推出的。改革往往是由一定的外部压力触发，而外部压力带来的迫切性使得改革政策难以按照完全规划好的方式有序推出，在危机下更是如此。

因此政策相对应制度而言，往往具有一定超前性。因应对形势需要而推出超前的政策后，若不继续跟进进行必要的制度建设，将可能造成政策扭曲导致其难以为继；但若因为制度框架不完备而拒绝实施任何带有超前性的政策，也是错误的做法。

部分由于对以上问题认识的不足与分歧，欧元区政府在整体的危机应对政策上，总是落后于市场的发展，并导致压力更多地集中在欧央行身上。

另一个困扰欧洲的难题是结构性改革的紧缩效应同所需要的经济社会环境难以平衡。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削减冗员、工资、福利和公共支出，产生的紧缩效应又会造成财政收入减少，抵消财政支出削减的减赤效果。

打破恶性循环需要宽松货币政策，更需要增加投资，保持经济增长。因而放松市场准入、改革基础设施投资与管理方式，从而吸引私人部门投资至关重要。在这些方面我们观察到一些改善迹象，但仍难以得到肯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