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欧美与拉美：一个早熟儿童的担当与煎熬

在研究古代的希腊和东方社会时，马克思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比喻，希腊是人类的“正常的儿童”，而中国是个“早熟的儿童”。时至今日，这个比喻依旧生动、准确、深刻。

和正常的儿童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与环境，早熟的儿童一般会吃很多苦，也有很多美梦被压抑或破灭。但另一方面，痛苦和坎坷的早期经验，也送给早熟的儿童一笔巨大的人生财富，就是充分锻炼、砥砺了他的思想和意志，能够在任何恶劣的条件和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和早产的儿童相比，两者相似之处很多，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有内伤和隐痛，但与早产的儿童对外界依赖成性、始终无法真正长大成人相反，依靠个人后天的努力和奋斗，弥补先天的不足和缺陷，是每一个早熟的儿童最突出的特征。既有相当强壮的“身体”，也有不甘示弱的“灵魂”，早熟的儿童大都具备“可堪大任”的基才本素质，这就是古人说的“寒门出贵子”，《红灯记》中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在城市化方面，也是如此。和拉美一样，中国城市化的很多历史条件并不具备，常常面临被各种问题和障碍压垮的危险。但不同的是，拉美城市在对外部的习惯性屈从中，逐渐养成了卑微软弱的性格。中国则勇于摆脱欧美的约束和羁绊，通过顽强的努力和不懈的奋斗，不断克服由于早熟带来的虚弱和恐惧，独立自主，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国家发展道路，同时也不断积累经验，建构着中国城市化内涵和形象。关键在于，在付出了高昂学费之后，敢不敢、有没有意志和足够的胆识走出欧美的阴影。在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国家重大战略的今天，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与欧美城市化不同，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构成了推进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弊端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的当下，由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具有容易控制和发展更均衡的优点。与拉美模式相比，尽管两者共同面临着城市过度化和城市病的巨大挑战，但同样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在解决城乡二元矛盾、城市内部贫富差距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了独特和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战略体系。

由此可知，中国城市不仅在逻辑上迥异于西方的假设和推理，也走出了一条和拉美国家很不相同的道路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