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国家体制不同导致了不同的城市化道路。尽管在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上都面临着改革和创新的艰巨任务，但与拉美在国体和政体上深受西方影响，频繁出现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城市化明显缺乏国家战略设计及政策延续性相比，改革开放的基本战略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城市化最根本的政治和制度保障。由于国体独立自主和政体稳定有序，中国才有可能推出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等国家层面的城市化战略和政策，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异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其次，经济基础不同导致了应对城市挑战能力的不同。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家和地区，中国和拉美在快速城市化中出现各种问题甚至危机在所难免。如与拉美失业率居高不下相对，中国也有约1.3亿的“农民工”及家属，在工作和生活条件上 仍处于“半城市化”阶段。但两者也有根本性的差异，严重依赖、依附西方的拉美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举债城市化”，并深陷入“国家性贫困”中。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对城市化挑战目前往往束手无策。在改革开放中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仅编织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近十年来也使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了1.8倍。尽管未来城市化的压力依然巨大，但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仍可持续十年以上，所以对中国的城市化仍可乐观其成。

再次，是主流文化不同导致了应对西方文化策略和能力的不同。人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人的精神和价值观念最终决定了城市的未来。在拉美国家和地区，由于殖民时代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毁灭性解构和“转基因”式的重建，向往并盲目模仿西方生活方式成为主流文化。中国20世纪以来固然也深受欧风美雨的侵染和影响，但在不断强大的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交互作用下，关于中国话语的文化意识和中国风格的国家形象已充分觉醒，特别是明确提出的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成为中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软实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