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改革成果有得而复失的危险，道出了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深层隐患，表达了政府和理论界不少人士的共同忧虑。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所获成果良多，但其中最为重要者为何？非市场经济莫属。这是中国归认普适性经济文化，持续推进经济改革所造就的。经过执政者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中国已经放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拜此所赐，中国经济连年获得高增长率的绩效，使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积累和社会发展。现在的麻烦是，这个最为重要的改革成果正在面临得而复失的危险。

市场与政府组合模式的潜在风险

人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其实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经济形态。其脆弱性在于，作为一个自由配置资源和最大限度发掘每一个人潜能的有效形式，它天然需要一个约束管理主体的制度环境，天然需要一个更加干净的权力环境，否则，市场经济就无法自由、平等、规范、有效地配置资源。在现实当中，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却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来自公共权力的威胁。原因在于，作为具体个人和利益分配功能的集合体，公共权力很难摆脱自私人性的影响。受其驱使，公权使用者有可能通过干预和插手市场过程，把自己变成一种市场要素，交换那些自己欲求的东西。这就是公共权力对于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平的潜在危险所在。

使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平免于危险的根本途径，就是通过建立民主法治而不仅仅是法治的制度来实现对公共权力的硬性约束，舍此别无他途。在“透明国际”每年一度发布的各国政府清廉指数榜单上，稳定在前30名的无一不是依托成熟的民主法治来约束执政主体的贪婪放纵，形塑公正廉洁的权力文化，从而保障市场经济安全和社会公平正义。而在那些缺乏民主法治的地方，情况就变得非常糟糕。权力与自私人性结合所自然形成的潜在威胁，最终会突破各种苍白无力的道德说教防线，去干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并通过干预来获取额外好处和满足权力使用者的欲望。这种现象一旦发生，就会对官员群体有很强的示范性和传染性，就会诱使其成为体制内外、官场上下的普遍心态，进而一步步推动领导与管理体制走向“权力市场化”的腐败。处于权力另一端的各类市场主体则不得不放弃市场经济的应有规则，去迎合对市场份额和资源机会具有关键作用的公共权力，并一步步成为公共权力的附庸和工具。这种趋势的灾难性结局是，市场经济最终会在市场化公权的驱使下发生根本性扭曲和蜕变，成为权钱交易的市场变种。

长期以来，中国在改革与探索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管理模式，这个模式既不是原来“计划经济加集权管理”的延续，也不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的一般做法，而是“市场经济加集权管理”的嫁接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它具有极高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积累价值。但是，由于对管理主体缺乏根本性约束制度，这个模式从一开始就隐含着难以持久健康发展的风险。主要问题是，逐渐进入轨道的自由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一直无法摆脱权力“呵护”的影子。正如杨继绳先生所说，“在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权力就会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进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证明这种担心并非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