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权力扭曲市场挤压民企空间的问题。传统计划经济的深重影响是隐含在国家调控政策中的权力经济现象，导致民营企业日益将对市场的注意力转变为惟权力指挥棒马首是瞻。正如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发展研究基金会、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于2011年2月15日联合编制和发布的《2010年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调查报告》中提到，“处理好官商关系，不对抗，不叫板，掌握平衡术，适时从事交易”，就成为民营企业家的生存之道。权力经济对市场环境的冲击，导致民营企业经营困难，举步维艰，与国有企业的高歌猛进形成巨大反差。据李冰于2010年8月30日在《北京商报》上刊载的“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不及两大央企”一文，全国500强民企2009年的税后净利润2179.52亿元，中移动和中石油同年的净利分别为1458亿元和1033亿元，其利润之和超过了500强民企的利润总和。官贵民轻和重官企轻民企的社会风气和计划经济的阴影，不断蚕食着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动摇着民营企业人士的信心和安全感。调查数据显示，大学毕业生希望去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谋求饭碗的人日益趋之若鹜，而对于去民营企业工作却越来越避之若浼；与此同时，还有超过26%的民营企业家已经和准备远走异国他乡。

再比如权力缺少约束占用公共资源的问题。国家各级机关的运行成本问题，包括公用车使用、公款吃喝、出国考察中的超标浪费，政府会议中的浪费、政府用设施的超标浪费等等。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动向课题组”2006年8月10日公布的一组数字：当年全国各级国家机关的公款招待费是3700亿元，公务用车费3986亿元，公款出国考察费2400亿元。如果再加上机关和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各类会议和培训支出，修造豪华楼堂馆所和更新办公设施的支出，以及部分离休高级公务员的特需支出，国家机关自身开支占年度财政支出要高达30%以上。政府自身的支出浩大与公共服务支出的缺斤短两已经形成鲜明对比。

再比如国有企业垄断问题。据何伟2009年11月25日发表于《中国经济时报》的“‘国进民退’五定位”一文，全国七个垄断行业共有职工2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是，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全国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职者年薪几百万元甚至数千万元，这些领导者既以企业家身份获得高收入，又以高级领导身份享受着党政官员的待遇。企业再亏损，他们也不会“跳楼”，可谓旱涝保收，进退无忧。中国公务员管理制度设计中的漏洞，为为数不少的两栖官员特殊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又比如权力干预市场谋求寻租交易的问题。近20多年来，反腐败力度有增无减，但贪腐事件还是频频曝光。据陈晓舒、徐凯发表于2010年第22期《财经》上的“高官贪腐录”一文，以每五年党政轮替的周期为计，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披露省部级高官腐败数字：1993年至1997年为7人；1998年至2002年是19人；2003年至2007年进入司法程序的是35人，平均每年7人；2008年到2010年已有27名高官落马并进入司法程序。其腐败案额2003年时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2010年人均已经达到983万元。显示出腐败官员级别越来越高，腐败人数越来越众，腐败手段越来越多，腐败案值越来越大，腐败者道德压力和羞耻感却越来越轻。

这类例证反映出，由于限权制度装置的缺陷，中国市场经济在集权管理模式下开始扭曲，面临畸变的危险。这证明温家宝总理反复提及的“改革成果有可能得而复失”的警示之言，确然有据，值得严重关注和认真对待。中国执政者和各级政府管理者以及理论界人士应当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责任感，对改革面临的深层矛盾予以深刻反思和全面总结，针对症结制定应对策略和采取救治措施，以有效化解“改革成果得而复失”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