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顶层设计方案必须能够构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现在在哪、将来要到哪里去的大历史观，从而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制高点

当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是众望所归。此前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在《人民论坛》杂志(2012年10月上)刊发 “新政治观”一文，指出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

六种顶层设计方案面临共同难题

目前有代表性的政改顶层设计方案主要有六种，包括周天勇等学者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华炳啸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郑永年的社会制度改革优先、丁学良的预算和基层党员代表大会协商制度、季卫东的“预算议会”和“法治政府”等。这些方案富有洞见，但为什么仍然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仔细分析，我们就能发现这六种方案普遍没有挑战“选举式民主”—— 一种源于西方传统，把“竞争性选举”作为核心内容的民主模式。理论准备不足即源于此。

选举式民主看似神圣不容挑战。亨廷顿认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很多国内学者也认为只有竞争性选举才是民主的不二法门。但在现实中，普选出的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利用职权贪污，以及中国村级直选出的少数村干部大肆挥霍集体资产等，这些均说明选举式民主并非善治的灵丹妙药。

同时，选举式民主在中国还面临两大理论困境：一是容易戴着“只有竞争性选举才算真民主”的有色眼镜认识和看待中国大量不同于选举式民主的创新举措，如村务公开、温岭协商民主和干部巡视制度等。二是无法解决学者曹锦清谈到的“大历史观”问题，即任何顶层设计方案必须能够构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现在在哪、将来要到哪里去的大历史观，从而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制高点。选举式民主所包括的“宪政”、“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和“普选”等基本内容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大历史观。接纳“选举式民主”就意味着把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制高点拱手让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正是选举式民主的现实表现和理论困境使目前政改理论依然准备不足，这也便决定了我们有必要从常识开始超越选举式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