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国家的生命历程中，爱国主义永远都是一个相伴始终的主要旋律之一。只要有一个确定的疆界和一群有着独特文化的国民，就存在与另外不同国度和国民相互区别的一部分利益。当相互间产生冲突，使此国的生存发展受到彼国（或相反）的威胁与侵扰时，爱国主义就是富有号召力感召力的一只号角，它使国民受其鼓荡，勇往直前，冲锋陷阵，为了一个特定疆界内的整体利益去战斗去奉献去牺牲；同样，当意识到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国家衰弱，发展受阻，形象受损，尊严受侮之时，爱国主义就是富有吸引力凝聚力的一面旗帜，它使一国的国民集于麾下，亦步亦趋，追随进退，与所属疆界内的整体利益保持一致，与国家的立场寻求一致。这就是爱国主义的本源意义。

在世界历史上，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一起，不仅成为若干国家抵御外来侵略、谋求主权独立的有效工具，而且起到了促进全球主义秩序与规范的重要作用；而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更能看到它在保卫国家利益、捍卫主权尊严、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的成立，从结束“文革”到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革命”，我们无不处处感知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实践在中国躯体内的存在，感知它的种种探索所提供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无论怎样说，爱国主义在演变为文化民族主义之前，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富有积极意义的宝贵精神资源。

爱国主义多半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存困境中发生与发展的，因而极易受某种极端情绪的驱使、受某种主观偏向的引导、和受某种似是而非的假托之名的诱使，从而成为与本源意义相去甚远的角色——或者是另为他用的工具，或者是演变为文化民族主义。无论哪种变异，都是爱国主义本有价值的丧失和它真正生命的终止。此不仅是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实践的悲哀，更是国家和一国之民利益的悲哀。所以，在爱国主义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通过正确引导将它定位在恰当位置，使其在体现积极宗旨的同时，避免受任性的民族情绪和其它消极因素支配而演化为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即在追求国家与民族利益至上的同时，不旁生出文化独尊、文化排外和文化霸权的倾向，这是世界上每个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如果人们公允和客观的话，就应当承认，爱国主义从来都是一种手段的运用而不是目的本身。既然这样，就必然存在一个评估结果的效度和依据效度确定一种爱国主义性质的必要性，此所谓“不管表面何种模样，关键是看效果”。那么，在目的、手段运用和效度三者之间就很容易建立一个有关爱国主义真实程度的逻辑标准。这对于纠正爱国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弊端，辨识真假爱国主义，是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就目的方面衡量大都没有问题，在主观上人们不会是为了削弱和破坏而只能是为了捍卫和增进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去奉行爱国主义。一般地讲，爱国主义者的动机几乎是无差别的善良和积极。然而在作为手段的运用上情况就很不一样，因此而使爱国主义实践的效度以及由此效度决定的爱国主义的性质大相径庭。

在爱国主义的光谱上，同样是追求国家与人民利益至上的宗旨，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实践表现值得注意和比较。一种表现为科学理性，宽容大气和开放借鉴，使爱国主义动机、手段与效度有机结合，保持一致，从而促进了目的的实现。如反对英国侵略的美国独立战争曾极大地激起美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但却并不影响他们借用英国哲学家洛克的民主政治学说来设定这个新生共同体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又如在日本历史上的“黑船事件”以后，日本人迫于侵略者的压力而与美国人签定带有侮辱性的“日本门户开放条约”，这曾激起他们的深仇大恨。但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计，日本人最终从仇视与敌对的情绪中摆脱出来，放弃以文化民族主义为特征的狭碍爱国主义，毫无成见地借鉴与学习一切于之有益的外来文化成果，正是它的“对头”的某些经验，帮助这个弱小国家用短短30年就挤进世界强国之列，此可谓理性爱国主义的实践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