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对照的另一种爱国主义，则表现为任性失度，偏狭短见和封闭排外，使爱国主义的动机、手段、效度相互错位分离，从而阻碍了目的的实现甚至完全悖于爱国主义的初衷。在这一点上，中国就很有以史为鉴可评可点的教训经验。最典型者莫过于从历史文化的重负和对外域敌对势力的仇恨中走出来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所创生的一个“宁——不”式公式，自古至今，祖辈沿袭，几成千古绝唱。从清中杨光先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到30年代吴贯因说“宁愿从夷齐饿死于首阳之巅，而委身黄土，断不愿逃儒归洋，逐外国本位之潮流”；从清末的“宁使中国之路不成，矿不开，不令外国资财于吾国而得利”，再到1949年以后“文化大革命”时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都清晰地透视出了偏狭爱国主义的病态神髓。由此观之，中国自1840年以后的现代化进程曲折缓慢、举步惟艰也就不难解读了。

“宁——不”式逻辑带来的政治举措是闭关锁国，它在1949年以前断断续续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在20世纪的50年代至70年代，又有20多年的再次重演。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在执政党的新方针引导下，才开始出现改革开放局面。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针对国内再次出现的陈旧、僵化、消极、片面的认识倾向，总结1978年以后正反两面的经验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大第一次正式决定把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1992年可说在中国当代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首次突破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些障碍，在经济生活中作出了具有世界普适性价值意义的文化选择。它不仅是对以往历史上“宁——不”式逻辑的一次否定，而且也是对似是而非的偏狭爱国主义的一次纠正。

可是，当市场经济模式在引进当中引起整个社会价值系统的重组时，那种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在诸种因素的作用下又有萌发。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僵化走向改革正方兴未艾，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制度间的文化对话正全方位展开，以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功能优劣、价值高低为中心的文化争论一度又成一些人的热门话题。虽时代已变，可其思维形式、认识方法、话语框架却未有稍变，仍可算是近代以来带有文化民族主义意识的偏狭爱国主义的延续。针对着发达国家人民在工业科技、信息文明中“家园丧失”、“不知归处”的“焦虑”和本国人民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暂时出现的无序和困顿，重提用东方文化、儒家传统文化拯救人类未来，既反映了炎黄后代对于民族命运的忧思，也体现出对于世界人文精神的深切关怀。遗憾的是它既不体现理性爱国主义本质，也不合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虽然出于良好愿望，但其实践上的意义却难免与国家与人民利益南辕北辙，它除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外，不会再有别的积极作用。

这就是狭碍爱国主义的实质：初衷在于爱国，结果却是误国；夙愿在于发展，结果却是退化：本意在于富强，结果却是贫弱。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正是带有文化民族主义心态的狭碍爱国主义不可避免的悲剧。逾一个半世纪以来，它在种种因素的驱使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国人面前混淆与理性爱国主义的界限，干扰人们对爱国主义理念的正确确立与实践选择，从而与其它一些消极因素一起，多次延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时机，干扰与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对此，人们有必要获得客观而清醒的认识并从中吸取教训。

爱国主义是理性的而不是情绪的，民族主义是实在的而不是虚妄的，。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民族落到每一具体成员时，就是用自己的行动来促使其进步、发展、强大。不是看一个人心是如何去想，话是如何去说，根本是看效果。带有文化民族主义心态的狭碍爱国主义不是说想得不够，说得不好，而是由实践证明，那种主张及其行动并不能达到爱国的目的，从其动机的善良与结果的背道而驰来看，狭碍爱国主义主义其实是似是而非的爱国爱民。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一再出现反复与曲折，这种狭隘片面的价值追求及其实践是其中的主要阻力之一。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确定不够的目标，国人长期以来无不翘首以待。而要实现这一宏大愿望，让我国立于民主、文明、富强国家之林，就必须要以理性哲学取代任性哲学，以务实哲学取代务虚哲学，以吃饭哲学取代观赏哲学，在认真反思旧有文化观念基础上，真正放弃文化民族主义传统，抛却种种成见，以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和博大胸怀去采撷来自外域的一切优秀文化与文明成果。

21世纪的曙光已经破晓，新百年的大门即将打开，一个开放化、信息化、一体化速度更快、程度更高的新世纪和全球文化进一步融合的新时代就要到来。站在世纪之交的终始线上，我们有必要在总结成功挫折与进退得失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民族的文化心态和进一步矫正国人的价值坐标，从而为接受和适应新世纪的挑战做好准备。过去的一切都将融聚为中华民族的珍贵阅历与宝贵经验，旧百年的历史将启迪与引导我们以崭新的风貌，积极的心态，进取的精神，和科学的探索走上新的奋斗征途，而理性爱国主义之光定能照射与指引中华民族攀上21世纪现代化发展的制高点。

来源：《高校思想政治工作》200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