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实现“中国梦”的动力之源

数据来源：交通银行金研中心

核心阅读

“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从而引发整个经济社会的系统性风险

改革开放依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必须通过根本性的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如期达成这一宏伟目标，必须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当前世界经济深刻调整，中国经济增速趋缓，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中长期动力明显不足，各种潜在矛盾与风险前所未有。

未来的10年，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关键的10年，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凝聚改革共识、夯实改革主体、化解改革阻力，坚决破除一切制约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为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全面实现既定目标提供新的动力。

“中国奇迹”的真正神奇之处在于，经济增长每次下滑之后都能通过改革重拾升势

改革释放增长潜力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9%的增长率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经济革命，改变了1/4人类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正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纵观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周期，每个周期约10年。三个发展周期恰好对应于改革开放的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9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新世纪的“入世”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三轮改革实现了中国社会三次关键的历史性转折，也成为30多年来经济增长周期的三个拐点。“中国奇迹”的真正神奇之处便在于，经济增长每次下滑之后都能通过改革重拾升势。

具体分析，改革开放的进程与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每一轮改革的触发点都是在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到8%左右时启动的，都是原有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所诱发的。比如，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及新世纪初，三个重大历史时刻都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原有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社会问题集中出现，不得不进行相应的经济改革。

每一轮改革解决的都是当时社会最突出的经济问题，并都带来了随后一波经济的快速增长。30年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针对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社会矛盾，通过制度变革，减少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因素，培育新的增长力量。例如，1978年之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全面的供给不足，即“短缺”。对此，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主要思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放权搞活，解决经济发展的激励问题，激发微观主体自我发展的活力。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工农业产品的丰富，商品如何流通、资源如何配置、生产如何调控等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成为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就是新旧体制双轨并存的混乱和种种漏洞、双轨制引发的经济秩序失调等。对此，1992年之后的改革集中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解决资源的配置机制与经济的运行机制问题。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自1998年开始，中国经济由全面短缺转向了结构性过剩和经济通缩。为此，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改革开放，一方面开启并深化住房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以“入世”为契机,全面对外开放，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突破了国内需求的约束，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每一次改革都释放出了新的增长动力，都带来了经济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不同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我国30年经济的发展起点是所有生产要素均被束缚的状态。一系列“要素松绑式”制度改革在短时间内释放了经济增长必需的动力要素与市场活力——将全民从“大锅饭”中解放出来驱动了社会经济活动意愿，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驱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将资本从“万恶之源”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驱动了实体经济货币化、资本化进程；对外开放则在将消费能力从国内市场引导至国际市场的同时，充分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通过制度变革与管理创新等，提高了生产要素组合效率。研究表明，30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贡献度较高的时期分别是1984—1988年间、1991—1994年间以及2005—2007年间，正是体制改革力度较大的三个时段。因此，“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