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实现“中国梦”的动力之源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当前我国正面临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用改革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威胁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趋缓，并不是因偶然外部冲击所致的短期波动，而是长周期的趋势性下行。国际比较来看，以世界银行收入分组标准划分，我国已于2010年以人均总收入4260美元跻身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大多数国家在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人均收入约4000—12000美元）后，经济增速都有普遍下降。这一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敏感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当前我国正面临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一）原有增长机制失灵，转换发展模式面临考验

从拉美国家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看，首先源于原有的增长机制失灵，经济起飞中断甚至出现倒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低劳动成本、低土地价格、低资源价格、低污染成本、低汇率作用下，依赖高资本投入、高物耗、高能耗，以出口为导向，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高投入式、外延型增长方式。随着世界经济格局与国际市场的变化，中国的投资率已达历史高位且远超其他经济体，原有出口导向、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特别是人口红利渐退，正面临“未富先老”的严峻挑战；要素高强度投入难以持续，资源和环境硬约束明显加剧，原有依靠要素密集投入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二）内生动力不足，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面临考验

从马来西亚以及拉美国家的教训来看，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在中高端市场受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境地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克服这一挑战的关键是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

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产业发展由主要依靠生产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向培育以自主创新和劳动力素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转变的关键时期，必须着力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然而，目前国内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限，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态势尚未形成，创新型人才培养仍不能满足要求，关键技术环节仍主要依靠国外，自主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大量产业收益流向外国。例如，当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6%，比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分别低23、22、12个百分点。

（三）社会矛盾集中，公平发展面临考验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经济、社会未同步发展，引发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当前我国社会正面临相似的挑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这超过了0.4的警戒线，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财富向资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收入分配过程的公正性与机会平等性饱受质疑，引发低收入群体的不满，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蔓延，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既加剧了社会的冲突与内在对立，又促使部分高收入者缺乏再投资的稳定预期，加速向境外转移资产，影响经济与社会财富的持续稳定增长。

（四）利益格局陷入自锁定状态，深化改革面临考验

“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从而引发整个经济社会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及时通过改革调整化解相关矛盾至关重要。但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导致发展中积累的问题长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经济发展始终陷于停滞状态。因此，用“改革陷阱”比“中等收入陷阱”在某种程度上更能揭示一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突然失去发展动力的原因。

从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形势来看，不管是增长方式问题，还是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问题，抑或发展的公平性问题，背后都有着复杂的深层体制性矛盾。例如，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未能充分反映其稀缺性和市场供求状况，减弱了对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激励；社会性规制制度不完善、政策执行不到位，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增加了社会的成本，也制约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等。

然而，随着中国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与改革初期“人人皆受益”的“帕累托改进”相比，进一步推进改革势必遭受既得利益者阶层的抵制与掣肘，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风险性明显增强。特别是近年来，改革边际效应递减，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迟迟未取得显著突破，部分地方政府倾心经济发展，注重短期政策，对改革有畏难情绪，推动改革的积极性下降，改革动力和能量不足，出现“改革综合疲劳症”。

如果说过去改革主要的阻力是意识形态因素，现在的改革则进入利益博弈时代。

（作者为交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