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经济发展的路径问题

关于如何实现一国从贫穷到富裕的发展这一问题，经济学有很多种理论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一部分理论强调市场的作用，该理论认为发展是资源配置问题，市场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机制，那么要实现发展，就要在一国建成一个完善的市场，从而逐步使得资源得到最有效地利用，因此，这种理论给出的政策建议也是围绕市场展开的，价格是配置资源的中心环节，因此要消除价格的扭曲，减少政府的人为干预，而且只靠一国市场是不能完成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最优配置，无法实现比较优势，因此还要实现有效的对外开放。另一种理论强调各个生产要素的作用，贫穷的国家之所以贫穷在于它的要素质量和数量问题，一方面是物质资本的匮乏，另一方面是人力资本质量的低下，因此要实现发展就要依靠外部手段增加要素的数量和改进要素的质量，在物质资本方面是依靠外部的推动和政府的政策，在人力资本方面是依靠教育。还有一种理论仿佛是触及了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这一理论认为制度在发展中是最重要的，优秀的制度可以保护产权、合理利用资源、分担风险和激励创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往往使用历史、文化和环境解释制度起源。

但是根据李稻葵的观察，以上诸种理论都难以很好的解释中国崛起的现实，中国经济发展起步阶段价格受到计划的强大影响，各种市场也没有完全向世界开放；中国的要素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尤其是教育体制的改革仍然没有完成，并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需要；制度的设计也并不完全是按照保护产权、分担风险和激励创新的方式来设计的。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已有的关于发展的理论往往是从一个先验的理论框架出发去寻找对应的现实，理论框架的偏差往往会带来对事实解读的偏差。从这样的理论框架出发去理解现实往往需要裁减现实。比如历史上一些产权制度好的国家确实发展起来了，但是并不是所有产权制度好的国家都发展起来了，也不是产权制度不好的国家都没发展起来。教育的问题也是如此，教育发达和国家发展往往是相伴而生的，但是到底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带来了教育结构的升级还是教育结构的升级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恐怕存在很大讨论的余地。毕竟现实是纷繁复杂的，一个理论并不难从这些复杂的现实中找到一些支持。

既然已有的框架在解释中国的发展上有些乏力，那该如何总结中国在发展中正确的做法呢？李稻葵将之总结为实行有效的改革，在改革中不断打破经济发展的瓶颈，在这一过程中不排斥任何过渡性的安排。在国际上也有类似的观点，雷默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之一就是足够的“灵活性”，不相信不同问题可以采用类似的办法。这种对于不断改革和“灵活性”的认同包含了更为深刻内容，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具有整体性。市场经济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要依靠国家的保障，市场经济背后也隐藏了产权的规则，产权的规则也与政府的政策、根本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有关。这一整套制度当中姑且不论是否存在一个核心的制度，至少并不是搞好了其中一个核心的内容其它就可以自动达到最优。制度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并不存在一套唯一的最优的制度，制度之间也存在着权衡取舍，实现发展的路径并不只有一条。况且学习一套“好”的制度，如果其中个别制度做不到，得到的可能不是“比较好”的制度，而是“非常差”的制度，最优的微调并不是次优，这是最优化原理告诉我们的一个简单道理。因此面对这种复杂性，就必须要依靠不断的改革使得制度能够最大程度上的协调起来。

发展的路径是动态的。发展并不是一个解决了初始条件就可以实现的结果，一国经济不是永动机，可以凭借初始动力运转下去。很多问题在发展中得到了解决，但是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会造成很多新的问题，辩证的看到这一发展历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曾经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实惠，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再依靠这种产业结构将抑制我们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就成为重要的课题。因此，“灵活性”和不断的改革实际上正是在动态的过程中为经济增长提供保证的基本途径。

发展的宿命论是苍白的。很多解释发展的理论尤其是以制度为中心的理论往往存在一种宿命论的倾向，这种理论喜欢将历史上已经无法改变的事件作为制度的起点，如富有盛名的关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差别对于产权保护影响的研究，以及殖民者带来的不同的制度对于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这种宿命论在解释非洲的“增长悲剧”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非洲二三十年来的增长悲剧来自“资源的诅咒”、“不稳定的地缘政治”、“文化中反经济发展的因素”等等，但是正如张夏准所指出的那样，非洲的那些“悲剧因素”是长期以来没有变化的，那么为什么非洲在近几十年才陷入这种“悲剧”之中呢？这种宿命论实际上是为新自由主义推行带来的恶果的赤裸裸的辩护。

经济发展是人的活动，是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世界上并不存在“被诅咒了的国家”，只要从实际出发，在不同的阶段消除或减弱那些负面因素的作用，就可以踏入增长的轨道，这是中国经验所说明的重要道理。不断改革正是体现了对人主观能动性的重视，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上的问题可以通过历史来解决。

不断改革是中国发展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但它背后也蕴含了更为深刻的问题。改革来自人的主观活动，那改革的主体是谁？改革何以能够实现？这正是制度变迁中所隐含的重要理论内容，也正是中国经验带给我们的另一个理论贡献。

4、制度变迁：演进与建构

改革主体和改革路径的问题可以归结为理论上的一个重要争论，即制度变迁是演进的还是建构的。根据演进主义的观点，社会是复杂的，知识是多样的，信息是分散的，而人的认识能力却是有限的，因此预先构想一个变革目标并加以实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制度的变迁的主体只能是分散的个体。而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制度是可知、可控的，人们完全有能力去设计一种社会制度并加以实施，因此制度变迁的主体可以是国家。

关于制度变迁的这一争论也以另外一种面貌反映在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存在着手段和目的的争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主义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人们无法形成对于社会主义的深入认识，但是如果没有深入的认识，人们又凭借什么去实现社会主义呢？实现社会主义手段和目的在这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教条主义以经典理论为一切依据，强调目的更为重要；机会主义则认为运动是一切，手段更为重要。

理论上的争论也反映在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路径上。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演进主义的极佳范例，他们通常强调中国重视群众的创造，变革往往通过允许不同的主体大胆试验，然后对成功的试验加以追认的方式，农村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乃至国有企业改革等等都是如此。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的制度带有明显的建构特征，他们则强调了。。。看到党和国家在推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党和国家是改革的重要推力，另一方面大的目标、方针、政策也都来自于党和国家。

那么，中国制度变迁应该以何种方式得到理解呢？这种制度变迁即应完全按照演进主义也不应按照建构主义来解释，而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观点来理解。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目的和手段统一于实践，实践中手段以目的为转移，但是目的也在手段的实施过程中发生变化，二者共同解释了制度的变迁。而中国貌似矛盾的表象背后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规律，这种演进和建构的统一通过思想认识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制度设计上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两个方面贯穿于中国改革的过程中。从目的上来说，中国的改革受到宪法制度的约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这个大的前提下，手段可以是丰富的，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尝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在实践中不断深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而不断建立改革的具体目标，在这些具体目标之下，又尝试不同的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的内容，并在这种尝试中进一步丰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中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正体现了发展社会主义手段和目的的统一。

四、简短的结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全新的独特的实践，中国的经验不仅可能也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中国经验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可以归结为，市场具有整体性、历史性和具体性；公有制的问题并不一定都来自所有制，它可以通过产权结构上的改革成功的与市场结合，这种结合可以带来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效率；国家在市场中的作用并不存在简单的评价标准，市场是手段不是目的，国家也可以并且应该直接干预资源的配置，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国家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发展的路径是动态的，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展需要在不断改革中实现一整套制度的最优配置。制度变迁的路径是建构和演进的统一，目标和手段的统一。

这里值得说明的一点是，中国的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收入分配不合理、资源环境方面问题突出等等，这些问题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中国的经验进行积极的肯定，中国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要依靠发展来解决，因此我们更应该提炼和总结实践中正确的内容加以坚持，在改革中改正问题。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中国的几十年来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也为中国经济学提出重要的课题。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还在不断继续，中国经验还处在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其理论意义也将随时间进一步凸显出来，它的发展必将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

来源：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