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经验与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中国的实践在哪些方面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创新的可能。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的实践带来了很多理论上新的提法，其中一部分是对于一些已有的但是长期没有受到重视的理论的回归，如重新重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在理论方面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新的观点和理论。但是在这里由于主题和篇幅所限我们更多的探讨中国经验给经济理论带来的全新的内容。

研究中国的发展经验的文章汗牛充栋，中国经验带给经济学的新观点正是由这些研究逐步发现和积累起来的，本文所要做的是将这些观点提炼和总结起来，使各个具体的论述能够形成一个清晰的轮廓，并且对这些观点加以适当的引申，得出一些新的有益的结论。

1、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

市场经济是什么，这对于要不要走向市场经济，如何走向市场经济是首当其冲的重大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理论给出了许多并不相同的答案。根据新古典的理论经济的问题在于配置资源，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之中价格起着核心的作用，因此市场的根本问题就在于“管住货币，放开价格”；而演进主义则认为，市场并不是资源配置的机构，而是自发建立的实现信息交流的一种机制；新制度经济学则更加侧重考虑市场背后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市场中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有效的产权。随着理论争论的展开和改革实践的深入，我们逐渐了解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并不能用一些简单的、程式化的方式来理解，过度抽象的概括带来的是空洞的认识，市场经济是具有整体性、历史性和具体性的一套制度，市场经济看上去是以价格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机制，但是价格机制的背后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背后又是要素市场、法律制度等因素，同时作为一个社会中基础的经济制度，它又要求一系列意识形态、文化、政治制度与之相适应，而所有这些因素最终归结起来都要以社会生产力为基础。因此不能将市场经济理解为其自身的某一个环节而应该把它看作一个整体，市场化改革也就不是某种可以一蹴而就的活动，而是涉及整个社会的深刻变革。同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以社会生产力为基础同时又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广泛联系的制度就必然随着历史环境和制度环境的不同，市场经济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同时又在不同的国家内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因此对于市场经济的分析必须从其历史性和具体性出发，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制度不同，其市场经济的实践就不同。

中国的实践不仅促成了对于市场经济整体上的认识，同时还加深了我们对于其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理解。新古典认为不同类型的市场在描述方式上是类似的，都可以用两条曲线和一个均衡来进行刻画，而整个市场体系的动态实际上是一个一般均衡问题，那么市场化的改革和价格的放开也就自然是“休克疗法”这种快速、便捷的方法所能够达到的，而逐步放开价格则会对价格造成极度的扭曲。但是现实却正好相反，恰恰是“休克疗法”破坏了苏联东欧国家的资源配置机制，通货膨胀和价格扭曲导致了经济灾难，而中国几十年的努力则逐步使中国经济成功引入市场来配置资源。这种现实与理论的反差恰恰来自于新古典理论对于市场内部结构理解的偏差，如陈平指出的那样，不同市场之间十分不同的，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带来了复杂的迂回生产，这就使得不同类型的市场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并不一样，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是十分复杂的，而且加上产品的生产周期差异很大，使得各个市场的价格动态也大不相同，因此简单化的价格理论和政策只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根据不同市场的实际，逐步有选择和顺序地放开才是可以稳定价格的政策。

一直以来，空间上的不对称性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特征，而经济学对于这一重要特征的理论刻画则比较乏力。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试图在其理论框架内引入空间，但是总体来看成效并不显著，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出现部分的说明了这一点，对于市场经济背后社会生产力的忽视是其重要的原因。在中国，一个突出的事实是区域间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因此，在进行市场化改革和制定调控市场的政策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这一点，这也提醒我们即使在一国之内，市场制度也可能存在许多巨大的不同并且会给市场经济内部结构带来更大的复杂性，因此这种不同不能在研究一国国民经济的时候加以舍象，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刀切”式的总量政策的效果也是存疑的。

2、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的十四大所确立的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改革过程中党和国家在使社会主义的诸多因素和市场经济成功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努力。本文想对其中两个方面，即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以及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一些讨论。

（1）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在理论上存在许多难点，无论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理论，都否认这二者能够实现有效率的结合。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商品货币的理论出发，认为市场经济背后的机制必然是私有制，要坚持公有制就难以引入市场经济；新古典理论则认为在市场中公有制存在着预算软约束问题、委托代理问题和治理搭便车问题，这意味着在市场中必然是没有效率的，要坚持市场经济就要私有化。但是，我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础，市场经济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要突破传统理论的束缚，实现二者的统一。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而国有企业的效率也度过了九十年代的低谷，在宏观上和微观上均呈现了较高的效率，公有制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而与此同时，关于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关系的理论也逐步发展，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重新认识产权。我国理论界首先认识到产权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而不是一个可以直接分析的单位，产权内部是一组而不是一个权利，包含着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多方面内容，这些权利代表着对应着不同的理论问题乃至分析层次，因此产权的改革也就不是要么国家一管到底要么全盘私有化这种非此即彼的关系，所有权、经营权等一系列权利的配置在企业和国家甚至职工之间可以呈现出不同的组合，私有化和旧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之间也就存在着很多种可能性；产权所对应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激励和剩余索取权那么简单，产权体系要实现分工的技术上的合理性，保持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对不确定性和风险做出适当的反应，适应人目的和行为的多样性等等。因此产权的不同组合在不同的情境下就会呈现不同的效率；例如根据发达国家的实践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大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可行的也是普遍的，这种分离并不能作为指责公有制效率低下的依据。

从这些认识出发，我国在城市中对国有经济实现了政企分离，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并建立现代公司管理制度，实现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转变。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经营权下放到农户，这既保证了农民的积极性，又是的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下发挥集体所有制的规模效益，并且保证了农村土地制度的稳定性和经济水平的保障。

不仅如此，中国还探索出大量新颖的企业所有制形式，如高科技领域的校办企业和农村的乡镇企业。这两种企业的共同点是复杂而模糊的产权形式，校办企业与中国特有的事业单位体制紧密联系，而乡镇企业则与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地方政府行为紧密联系，但是这二者在其都充分利用了其整合资源和规避风险的优势。在相当一个时期具有较高的效率，校办企业在培育中国高科技产业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而乡镇企业则开创了农村工业化的全新路径。这充分驳斥了了新古典理论中产权越具体越好的教条。

重新定义效率。西方主流的理论认为企业是否具有效率的主要评价指标是看其是获得利润率的高低。但是这种衡量标准存在很多问题，第一，利润率可以有效衡量企业效率的指标其前提是处于完全竞争的理想市场之中，而这种理想市场现实当中基本上是找不到的。效率本身可以存在多种定义的方法第二，即使在完全竞争的理想市场当中，利润率也仅仅反映了企业个体在微观上和静态上的效率，因为它无法反映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宏观层面的贡献。宏观经济的平稳，产业结构的升级，资源环境的保护这些内容远要比单个企业利润的高低重要。

在我国的实践中，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没有拘泥于利润这一指标，而是将国有企业的效率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考察，重视不同行业的企业所处的不同市场环境，同时不仅考虑国有企业在微观上的效率，同时也重视其在宏观调控、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宏观和动态效率优势。

重视国有企业问题的复杂性。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国有企业的问题也有很多根源，这些根源当中有一些是国企改革中比较中心的问题，如强化竞争、建立健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等，这些问题在大多数国企的改革当中都是重要的；但是在此之外也有很多其他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的困境，包括人事、行业前景、技术水平、政策因素、所在区位等等，这些因素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国有企业的问题不都来自其自身，也有很多其他外部条件，因此在评价国有企业的状况时，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扣在所有制问题上，改革时除了解决国有企业中心环节的问题，这些方面的问题也必须得到解决，因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也是中国在国企改革中重要的经验。

另外，中国对于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也采取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是我国对于公有制经济定位的基本看法，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一个具体的问题是到底如何衡量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对于这一点，张宇指出，公有制本身到底应占有何种比例并不具有严格的界限，它取决于社会化生产的程度。公有制的最优比例本身并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因变量，并且是一个较为宽泛的区间，因此中国一直以来对于公有制所占比例的波动采取一个务实的态度。

（2）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个重大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定位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在国内外探讨中国模式优越性的文献中，多数都提到了国家对于经济的掌控力。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作用，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国家对市场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但是，正如张宇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宏观调控并不能概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定位，这是因为：第一，不仅我国有宏观调控，其他国家也有宏观调控，这一提法无法展示我们和其他国家政府定位的区别。第二，它忽视了国家很多重要的职能，中国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并不仅仅限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而且也包括了大量的地区性政策、行业性政策、资源和土地控制、金融管制等等，而这些只能对于中国维持经济发展和稳定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第三，有强调国家定位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效率和公平兼顾等等并没有被体现。因此我们并不能将中国实践中对于国家定位的创新简单归结为宏观调控。那么如何概括市场经济中国家作用的创新呢？根本的一点是从市场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去理解政府的定位，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务实的评判政府职能。经济学界对于政府规模的大小和职能的范围一直存在争论，主张小政府的强调市场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重要性和政府多方面的无效率，而主张大政府的则强调市场的失灵。但是中国的实践给这个争论提供了一种不同视角的解答。对于政府职能的评判而言“大小”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指标，针对本国市场中的问题实现有效的干预、实现本国的经济发展的能力才是衡量政府的合适标准。中国的政府规模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说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比宣扬新自由主义的美国要小很多，比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要小，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对于本国经济的干预是比较有力的，这种能力并不来源于其“体量”，而来源于其所掌握的手段和实施政策的能力。

国家主导经济的发展。务实的评判标准背后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市场经济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发展市场经济是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既然市场不是目的，那么政府的活动也就不能以市场为目的，所以政府和市场也就都可以关注资源的配置。因此，与维护市场运行的国家只关注市场运行和总量平衡不同，中国的政府发展出了较为丰富的调控经济的手段，包括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对国有企业的运行和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系统的调控等等。而这些手段在行业和地区间差异较大的现实下，更凸显其重要的意义。

重视国家在发展和转型中的特殊意义。如前文所述，市场是具有历史性和具体性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国家是活生生的现实，而这种现实也赋予了国家特殊的职能。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复制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市场自己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资本和技术的短缺、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其它各种各样制约发展的因素，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必须依赖一种“赶超战略”，这就要求国家通过一定的手段来配置资源到关键性的部门，或实行一些人为的管制。转型国家在塑造市场的过程中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的，作为制度的巨大变革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控制改革的进程和防范可能带来的风险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苏联和东欧改革中无政府主义的乱象正说明了这一点。社会是复杂的，政府的作用有时并不在于做出合适的决策，而在于使我们在面对无限多样的世界时减少可能的选择，从而使有限理性可以得到可以接受的结果。政府的许多控制类似于细胞的细胞膜，细胞膜是在非均衡状态下维持生物体存活的重要保证，这是在均衡框架下根本观察不到的内容。发展和转型过程是一个复杂和充满矛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唯有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保持经济处于正常的轨道并防范意外的风险。

总的来说，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其中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是抛弃一种静态的最优观念，在这种观念下，将存在一套完全合理的制度，不断追求和完善它是我们的目标，而它的运行能够对于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现实早已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制度的结合都不能被设计成无缝的接合，在动态中不断磨合制度，注意它们的历史性才是现实的做法。评价一套制度的方法不在于其完美性，而在于其发展性，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提供了一种发展社会主义的可能途径，从这一点上更可能理解中国在引入市场经济方面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