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在建筑上的大同理想

大同理想是中国人很早的一种思想，它也反映在建筑上。大同，首先是孔子对“仁与德”的追求：“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它还体现在井田制度上，井田是一种理想化的土地分配制度。比如一块900亩地，中间100亩分出来，其中的20亩，每家分一半做宅子，80亩是公田，公田大家都来种，先种公田，公田种的粮食交给国家，然后再去种自己的田，家家户户都是互相依托的。井田制又变为孟子的一种住宅理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种理想后来发展成为家庭内部的和睦相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再后来发展到所谓“四世同堂”。

陶渊明的住宅理想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白居易也是这样的想法：“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这就是古人的居住理想。江南园林之所以有这么多院子，也是从这个理想来的。中国人的居住理想并不是那种非常强调美观，耐久，倒是主张蝉噪虫鸣，雨打芭蕉，一个非常自然的环境。

建筑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如何把他们放在一起，中国人有特有的思想。这个思想反映的是中国人的礼与行，礼是一种等级，一种规范；行是一种管理，一种遏制。城市规划的主要还是通过礼与行把大家约束、限定起来，这种限定最开始就是坊。坊是从那里来的？它是从防过来的，防就是预防，防范，把居民组织起来，“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基本的思想是把地划成很多方块，形成一个城。在城里，继续量，量出来供人居住。这个概念在汉代变成了一种规划思想，先围出一个城来，在城里分成里坊，在里坊内再分出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就好像把这个城市像田一样划出道路来，做出横平竖直的路。

“营邑立城，制里割宅”，把宅、城、里这三个层次都给谈到了。古代中国人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是一种网格，这种网格化带有一种人为的设计在里面，后来唐代也是这么做的，“每十户以上共作一坊，每户给五亩充宅，并为造一两口室宇，开巷陌，立闾伍，种桑枣，筑园蔬，使缓急相助，亲邻不失。”中国人的思维就是彼此要互相帮助，不能老死不相往来，这个互相帮助在里坊是最适当的，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居住思维。所以“坊”这个概念，也就是中国人基本的生活模式，划分成许多方块的组团，再划分成许多院落。

中国建筑的美学——大壮与适形

在艺术层面上，中国人谈到建筑时不谈美观、坚固、实用，而是有自己一套体系，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高台多阳，广室多阴，远天地之和也，故人弗为，适中而已矣。”中国确实从来不盖过大过高的建筑，除了宗教因素，很少有帝王宫殿或住宅过于高大的。故宫里皇帝住的养心殿并不像凡尔赛宫那样有一个宽敞的大厅。但是适形往往不能表现皇上的威严和表仪天下的身份，因此还有一个和它互补的思想叫“大壮”。

“大壮”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尺度大。宫殿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代表，人们经常形容故宫的轴线非常艺术，它的艺术就是把皇权充分地表达出来。比如人们从大前门进入狭长的知步廊，穿过一条窄窄的通道，横跨天安门，钻过压抑的端门，远远看见午门，再战战兢兢地过了午门，太和门突然又是一种收缩，过了太和门见到太和殿，才豁然开朗。太和殿在空中半悬着，白栏杆黄瓦很刺眼。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古人经过这样一空间序列，腿一软自然就跪下了，这就是建筑艺术。它通过一个序列，通过一个开合一个收缩，把建筑的氛围烘托出来了。中轴线是表现大壮的，而周围的一个又一个院落都是很小的，这是适形。

大壮另一个层面是等级森严，包括一个大建筑群的等级，和小范围的等级。古代家中正房是长辈住的，厢房是晚辈住的，因此大壮和适形分别代表礼和乐。中国的院子都是大小适度的，“鲁哀公为室而大，公仪子谏曰：‘室大，众与人处则晔，少与人处则悲，愿公之适”，人太多了吵，人太少了孤单，还是大小合适最好。

大壮与适形是很典型的中国思维，中国人的建筑不是为神造的，而是为了便于生活，多少有点实用便利的思想，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强调坚固持久，也并不追求纪念性。过去一旦皇帝亡国罪过往往算在建筑上，怪宫殿盖得太奢侈，后人便一把火烧了，等他皇帝坐稳了觉得空着别扭便会照原样再造一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