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中国缺少的不是创新而是信任

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个标准说法是，中国人擅长“山寨”，但却连呼啦圈都没发明过。有人说，中国人缺乏创新的DNA。我认为，中国现在缺失的不是创新文化，而是一种更基本的东西：信任。中国旧的社会信任体系是以村庄和家庭为基础，然而一个现代社会的信任体系是以法律和司法的独立为前提。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废除了旧的社会信任体系，但是新的社会信任体系还未形成。当社会中存在信任时，就会出现持续创新的情况，因为人们有安全感，就敢于做出创新所需的长期承诺，就不会害怕自己的创意被盗取，愿意分享他们的想法，愿意合作开发彼此的创新项目。现代中国想要成为一个创新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现在还是一个信任度很低的社会。——《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纽约时报》，2012年9月11日)

8、制度安排造成太多国民收入流入政府

为什么中国实现刺激消费就那么困难?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设计，也就是不受制约的征税权、国有经济比重太高、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太多。这些制度安排造成太多国民收入流入政府，加上国家拥有大部分生产性资产使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益也留在政府手里，整个体系就偏向投资和抑制私人消费。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在1995~2010年间，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翻了9.2倍。同期，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3倍，而农村人口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仅1.8倍。因此，即便不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财产性收入计算到国家收入之中，政府收入占GDP的份额依然在快速增长，其代价是广大社会所得占GDP比重越来越低。——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3月30日)

9、房地产没有大的泡沫

如果需求主要是由不可持续的投机性动机造成，就可能有泡沫。中国房地产的情形是，需求主要为实质性的消费与投资需求。因此即使有泡沫，也不是大泡沫。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城市房地产价格增加是因为有实质的因素支持，有需求方面的，包括人口增加、城市化、家庭数目增加、人均收入增加等;也有供给方面的，包括土地供应的限制。中国家庭负债率也很小，房产抵押借债的部分，只占房产价值的约三分之一。这一方面说明房价上涨多数不是由虚空的因素所造成;另一方面表示，即使房价有相当大的调整，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也会比较小，不会出现金融大危机与房价的大崩盘。——澳大利亚Monash大学经济系教授黄有光(《东方早报》，2012年7月17日)

10、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法治问题

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法治，而不是民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能否过渡到一个法治真正起作用的体制。这对于中国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来说十分重要。不难看出中国需要做什么，但它能否在政治上做到这一点，能否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中国正在出现的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经济迅速发展的直接结果之一。从历史上看，如果考察西方的经验，会发现中产阶级是最早推动法治、代表制政府及新闻自由的力量。这些都是中产阶级想要的东西。——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参考消息网，2012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