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入师门的第一天起，赵磊就成了导师项目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从复印文档、录数据、打杂开始做起，现在刚开始接触实验部分却要面临毕业。

“课题组里大部分是博士师兄，虽说这确实能锻炼科研能力，但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触及问题核心。对我而言，某种程度上就是用了两年时间打杂。”可即便是对这样的“粗放式圈养”心存不满，赵磊也并不敢和导师沟通，因为这个项目是他和导师“唯一的直接联系”。“能够得到真正锻炼的，也许大多是那些长期跟踪导师项目的博士生，而且要特别重视导师的选择，毕竟你的时间是要和导师的项目方向捆绑在一起。当然，也有幸运的研究生能够及早介入实质问题或者遇到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但却特别少，毕竟‘老板’需要的是你为他的项目工作，而并不是他为你量身打造项目。”

正是由于研究生在科研过程中的“失语”，让看似被严格管理的理工科“粗放式圈养”和文科生单纯式“放养”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此方式培养出的研究生，质量又能如何体现？

也许，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的一番话早已洞见其弊端所在，“以‘老板’自居的老师容易以学生为工具、而放松培养学生成为独立专业人才的责任。学生如果认为老师是‘老板’，容易把自己的训练和工作当成是给老师打工，让自己缺乏自主性。在科学界，这样的被动心态，会使学生难以成为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而且可能对学术丧失兴趣。我认为师生关系应该是：学生‘和’老师工作，而不是‘为’老师工作。”

可在张伊凡和赵磊，乃至更多的研究生眼里，对这样的研究生生活只有一些牢骚或抱怨。毕竟，好的毕业论文并不是他们上研的目的所在，况且对于最终的论文答辩，他们一点也不担心。

“答辩嘛，就是几个研究方向类似，并且相熟的导师凑在一起，秉着‘你好我也好’的精神，对对方的学生无关痛痒地点拨几句，就一团和气地结束了。你没听过‘没有毕不了业的研究生’吗？”赵磊给出的答案，似乎是校园里不少研究生的共识。

“还有一个经典三段论，考研时过着狗一样的日子，上研时过着猪一样的日子，上完研找工作又得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追悔完在空虚中逝去的两年，张伊凡又像考研时一样对未知的将来寄予厚望，“但愿我经历过最后这一段，就能真的功德圆满。”（本报记者 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