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决策过程缺少民意参与。《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制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规范性文件，要公开征求意见，未经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的，不得发布施行”。开门立法，一方面有助于集思广益、充分论证，确保规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同时对于公众而言，参与决策的过程，也是凝聚共识的过程，这样的政策执行起来也更易理解和接受。然而，新交规完全由有关部门单方面制定，对于完全陌生的多处调整，一头雾水的市民怎能一下子完全吃透？

其二，不设过渡导致难以适应。从以往经验来看，在新规定执行伊始设立一定的过渡期，能体现操作的人性化，为统一认识、设备调整、非现场执法标准的确立打好基础。然而，号称“史上最严”的新交规却没有缓冲，从今年元旦起立即执行，不仅广大驾驶员叫苦不迭，连各地交警也没做好足够准备，执法尺度和进度相差迥异——北京、浙江等地已为闯黄灯开出多个罚单，成都、深圳等地还未明确要不要查处。这种情况下，相关规定被过分渲染甚至以讹传讹，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三，执法宣传缺乏细节考量。新交规只是提纲挈领，有关部门在宣传时有必要站在公众角度上多问几个为什么，就可能引起广泛关注的细节问题进行阐述和说明。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关于新交规的表态，是像挤牙膏般一点点向外界传递。在官方信息缺失的情况下，公众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揣测，进而相信一些小道消息。鉴于社会争议，公安部1月6日要求各地交管部门对“闯黄灯”行为以教育为主，暂不处罚，却并未提及很多人关心的既有处罚如何处理，这恐怕又将引起新一轮的传言。

痛定要思痛，亡羊须补牢。辟谣之后，对暴露出的问题深刻反思认真解决，才能避免重复踏进同一条河流。否则，只能在不断的辟谣、再辟谣的怪圈中疲于奔命，也让制度的公信力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