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城镇化良性循环，必须通盘解决“双轨制”问题

提高城镇化质量，科学规划城市群

记者：提高城镇化质量，您有什么建议？

林毅夫：首先是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重视城市群发展。大城市在过度集中以后，也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的问题，比较好的方式是“中心城市加城市群”。因此，应编制我国主要城市群发展大纲，协调规划各个大城市及其辐射的中小城市（镇）的环境负载力、人口承载力、产业布局。

相应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不能过度支持大城市，国家和省级在资金配置、财税政策、金融信贷、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向中小城市、城镇倾斜，提高就业能力和人口聚集力。显然，农民“市民化”的费用负担，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应该探讨一个中央、省、市之间承担市民化成本的合理机制。开辟资金来源，也可以通过发行市政公债解决市政投资问题。

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就提“小城镇、大战略”，那么，现阶段，小城镇该如何定位？

林毅夫：小城镇主要还是服务农村。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各种服务必须来自农业以外，比如良种、化肥、农药，农民不能自己制造。另外，农产品要进入大的市场，也必须经过中介和集散地。而且教育、文化也有很大的需求。

记者：也有一些工业产业集群落户在小城镇，很有特色。

林毅夫：但要透过城市网进入到大城市圈里去。比如像广东、江浙一带，一个地方就发展一个产业群，像电子、纺织。甚至细到专门做领带、袜子，可是集聚在一起交易成本就很低，竞争力很强。

林毅夫：发展城市群,要打破行政壁垒，建立城市之间的税收同盟和服务同盟。规划城市群并不是指把城市群里面所有的单位都设置在同一个行政区里，各个城市的功能、服务是交叉的。比如北京和廊坊这么近，廊坊是否要建飞机场？有的省，在很小的一个地域里就有五六个飞机场，重复建设。城市群和行政区并不完全重合，怎么让经济功能有机统一？规划不能各搞各的，税收和服务必须协调。服务共享，税收不共享，就一定会有矛盾。

还要强调，城镇化必须与新农村建设两轮驱动。对中国而言，农业永远是基础。我国城镇化按照一年1％的速度发展，2020年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约40%，他们的生活也必须现代化，不然怎么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