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席会议时，领导们为了避免讲错话、说“不着调”的外行话，聪明之策就是讲大话、讲套话、讲空话。空话、套话尽管不管用，但也错不了、不会捅大娄子。无怪乎，社会上这样评价领导们的讲话：“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而且，开会时说实话、说真话还容易得罪人、碰钉子。由此看来，拿着稿子念也是出于无奈、明哲保身的“自我保护之举”。久而久之，拿着稿子念，也就成了一种习惯。时日长久，习惯成自然。
　　另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接待就是硬道理”、“接待就是生产力”的官场生态熏染之下，地方领导们的时间和精力有很多耗费在酒桌上、在饭局里。试想一下，领导们疲于应付各种“文山会海”，还要忙于出外招商引资、迎接上级检查。各种批文、接待和应酬已让他们目不暇接、难以抽身。要静下心来、定下神来读书充电、静心养性，琢磨讲话稿怎么写，简直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时间长了，他们距离书本也就越来越远，对于分管领域的业务知识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把握。在“唯GDP至上”的执政思路之下，和招商引资、争取上级支持相比，开会发言自然就被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很多情况下，地方开会的意义和目的被定位为传达和落实中央和上级会议精神，以便安排下一步具体工作。因此，地方开会讲话稿的很多内容直接从中央文件中照抄不误，地方领导又怕领会中央意图有误，就一字不差地照着念。
　　现实中，很多实质性的关键问题、节点问题，实际上“端不到桌面上”，亦提不上“议事日程”，更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的会议上讨论和解决。人们司空见惯的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不开会解决关键问题”。因此，开会讲话，对于很多领导而言就是搞搞形式、走走过场而已。至于文法风格、措辞得当与否，他们也就不深究了。
　　领导们讲话惯常于拿着稿子念，也是受到中国传统古训的影响。常言道，“言多必失”、“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论语》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意思都是告诫人们应该说话谨慎，否则伤害自己又伤害他人，还会招来麻烦。自古以来，人们理所当然地把这个当做儒家的一种留有余地、老成世故的行事准则。
　　依愚之见，这其实是对孔子这句话的简单化、庸俗化理解。孔子还说：“言以忠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慎辞哉。”意思是说，言论是用来表达志节的，文法修辞是用来表达言论的。假如不发言论，谁又能知道他的志节呢？假如言论没有文辞的修饰辅助，又怎么可能久远流传呢？可见，孔子绝不是说凡事缄口不言。否则，怎能“知其志”呢？孔子认识到，大话好说，成事不易。所以才要“慎于言”。因此，孔子强调的不是“不言”，而是“慎而不哗”、出言谨慎、要讲文法修辞，要恰到好处，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语言是人们心灵的一面镜子，也是人类最重要的沟通工具。说话和演讲，是领导与下属、民众传递和交换信息、情感、态度，双方协商、沟通并取得互信的重要过程，也是领导展示其人格魅力、积攒威望和声誉、拉近自己与民众距离的不可或缺的方式。从古至今，良好的演讲才能和沟通能力，都是社会管理者必不可缺的一项能力和素质。翻开中外历史名人卷，从古希腊的梭伦、狄摩西尼、苏格拉底，古罗马的西塞罗，到近现代的丘吉尔、戴高乐、罗斯福，还有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大政治家几乎都是同时代最杰出的演说家。伟大的政治家几乎都是天才的演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