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调整 赢得主动　　
　　牢牢把握战略机遇期，核心是赢得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十八大报告强调，“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所谓主动权，就是不依靠外力而按照自己意志行动的优势地位，把握战略主动权意味着从全局出发，抢占战略先机，因利而制权，以达到驾驭全局，后发先至，变被动为主动。环顾世界，中国要想维护和巩固战略机遇期，赢得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必须抢占以下四个领域的战略先机。
　　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世界经济和全球产业结构的重组。
　　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几乎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之后，都会伴随着一场以“剧烈的生产方式变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特征的科技革命，蕴育着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竞争已经开始了，我们正处于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前夜。美国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认为，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革命即将到来，它将是人类文明史上继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它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必将带来在新材料、新能源、信息产业等产业的革命。
　　目前，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纷纷提出了经济刺激计划，其共同特点就是大幅度增加了科技投入，着力培育以清洁能源与资源、太空探测、信息技术、先进材料、农业、人口健康、物联网等技术为主导的新一代主导产业，努力抢占未来科技和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面对激烈的大国竞争，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增强战略机遇意识，抓住新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走出一条绿色、智能、普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现代化的未来方向。
　　二是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带来的世界力量对比新格局。
　　以研究大国崛起而知名的印度裔美国学者法里德蒠扎卡利亚出版的《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一书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所谓的“第三次权力转移”，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和众多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他者”迅速崛起，一个“后美国世界”的新国际体系呼之欲出，它必将重新规划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蓝图。其实，这一观点并不新颖，高盛全球经济研究部的吉姆蒠奥尼尔在2001年发表《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报告，从经济表现和人口意义上来赞誉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非凡发展表现，并很快意识到金砖机制对全球发展的意义，在2003年发布的《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通向2050年之路》的报告中更加鲜明地提出了“金砖四国”后来居上并将引领全球的蓝图。
　　从力量对比来看，金砖国家代表的新兴大国实力不可小觑。目前，“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7%，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3%。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占到全球的 20%左右，而且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其国际影响力日益壮大。尤其是在 G20框架内，新兴大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世界经济和金融机构改革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多少有些超出高盛预料之外的是，被称为“金砖”的那些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个个经济发展表现不凡，并很快促成了“金砖国家”峰会和一系列多层次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毫不费力地实现了从“金砖四国”（BRIC）拓展为更加完整的“金砖五国”（BRICs），并正在向着经济、科技、社会、环境、国际制度改革等众多纵深议题领域挺进，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依托，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格局正在被打破。中国必须因势利导，抢抓战略机遇，积极推动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合作，维护和巩固中国崛起的势头，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牢牢把握全球治理改革的主动权和中国和平发展的主动权。
　　三是西亚北非地区的持续性动荡带来的欧亚战略通道调整。
　　2011年以来，西亚北非地区爆发“阿拉伯之春”，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沙特甚至可能是整个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世界，都笼罩在持续动荡的阴影之下。西亚北非剧变表明，面对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政治结构落后的阿拉伯世界将会持续动荡，使得被国际结构高压制约下的传统复杂社会矛盾泛滥起来，语系矛盾、部族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社会矛盾以及国际矛盾交织在一起，中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火药桶。
　　西亚北非地区的持续性动荡，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对欧洲和亚洲两大经济体之间的互动产生深远影响，历史上欧洲国家与亚洲国家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分割开来的危险性在上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阿拉伯海一带将受到该地区动荡的持续性影响。同时，受中东—波斯湾地区局势不确定性影响，全球能源资源市场和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也受到较大压力，欧亚两大经济体联系的战略通道可能会发生改变，从依赖海路向陆路转变，建立从阿姆斯特丹经中亚到中国再到东南亚一线的“新丝绸之路”可能会成为替代的选择。因此，能否通过高速铁路网建设，重建欧亚经济体的畅通联系，并依托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重新稳定中国能源供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机遇。因此，中国必须确立“西进战略”，以西安—银川—兰州—乌鲁木齐为轴线的西北经济区建设为龙头，辐射带动中亚经济带和外高加索经济走廊，大力推进通往欧洲经济区的大陆交通带建设，这对于统筹东中西部经济平衡发展，转变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布局，实现未来10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四是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带来的亚太地区秩序调整。
　　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加快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奥巴马在出访期间，多次自称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太平洋总统”，强调美国是“亚太国家”，高调宣布“重返亚太”、“重返东南亚”，提出运用“巧实力外交”重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角色，持续增加在亚太的外交、经济和战略投入”，实施“前沿部署”（forward-deployed）外交，包括强化双边安全同盟、深化与新兴大国（包括中国）的工作关系、参与亚太区域多边机制、扩大贸易投资、打造更广泛的军事基地以及促进民主和人权等。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成为影响中国战略安全和外交环境的最重要外部因素。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和中国战略力量上升，两股力量在亚太地区交汇交融交锋的几率急剧上升。如何管控好可以预测和难以预测的中美分歧，预防大国冲突升级，增进战略互信，缔造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亚太地区秩序，成为决定新时期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关键。
　　很多人把美国的亚太战略再平衡更多看作是对中国的战略挑战，实际上只要运筹得当，美国的亚太战略再平衡对中国也是一种战略机遇。亚太地区持续的经济活力和强劲的发展潜力，让世界各大战略力量均盯住亚太，不仅美国将亚太作为全球战略运筹的重点，俄罗斯、欧洲、印度、巴西、中国等新老战略力量均视亚太作为经略重心。此种多路战略力量汇集亚太地区的格局，对缓和中国崛起对周边国家造成的战略压力和心理焦虑也有积极意义，更重要的是此种纵横捭阖的亚太战略格局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达成某种政治平衡，对于维护地区秩序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必须充分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积极参与地区秩序的规划和构建，将中国的理念、智慧和力量转化为地区制度和地区规范，夯实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国地位的权利基础和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