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有无历史必然性，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长期存在争议。从历史发展实践来看，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新旧制度的三次交替都不是首先发生在旧制度最发达的国家，而是发生在旧制度相对不太发达的国家。这说明新制度首先产生在旧制度“薄弱环节”的国家是一个必然规律。因为，旧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国家政权的力量过于强大，代表新制度的阶级力量难以得到充分发展并战胜它，而国家政权力量相对弱的国家，新兴阶级就容易战胜它。同时，旧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统治阶级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和方法，而且拥有丰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统治资源，可以维持政权的运转和社会的稳定。由新制度首先产生在旧制度不太发达的国家这一规律所决定，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

关键词：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必然性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能不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为什么这些国家能够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里有没有历史的必然性，有没有客观规律性可循？这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长期存在争议、困惑了人们一个世纪的历史难题。早在俄国二月革命之后，列宁针对革命后形成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提出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时，当时就遭到党内外不少人的反对，第二国际教条主义者和孟什维克提出俄国的生产力水平远未达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水平；随之，考茨基更是把苏俄的社会主义诅咒为“活不成的”早产儿。苏东剧变后，又有人企图以此为据否定十月革命的必然性，说它是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病态的早产儿”、“人工的流产儿”，是后来种种危机和剧变解体的“原罪”。可以说，对十月革命的必然性的否定由来已久。由于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以上这些观点也是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的质疑，因此，必须予以科学的解答，才能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才能增强人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为什么这一问题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会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而且每逢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就会突出的提出并引起激烈的争论呢？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过去人们往往是从经济不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条件，即从革命发生的偶然性上来认识和看待这一问题的，既然它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没有必然性，就难免有“人为制造”之嫌；由于理论的不彻底性，自然不能说服人，更难免为人诟病。历史的必然性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人类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社会制度的更替首先是从旧制度不很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开始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一、以往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问题的论述

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问题的论述，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二是俄国是否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关于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这一问题，我国理论界基本上沿用了列宁的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第一个提出了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不发达国家胜利的理论，并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把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当第二国际的首领们把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道路，看作走向社会主义的惟一途径，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为由，反对十月革命，否定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时，列宁批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窍不通，不懂得“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进而指出：“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问一下：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并反诘道：“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P777）从列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历史发展的必然与偶然的辩证法来认识和对待这一问题的，即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胜利是一般规律，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的作用，历史发展的顺序和形式会发生变化，新制度可以在旧制度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里先产生。

对于列宁的阐释，我们应从其当时所处的复杂环境来理解。一方面，理论创新需要巨大的勇气，同时也充满风险。列宁虽然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要求出发，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说”，提出了包涵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一国胜利说”，但在与以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家”自居的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论战中，它是无法也不能公开打出理论创新的旗帜的，倘若那样，就会遭到对手攻击。考茨基就曾多次攻击“一国胜利说”是“违反马克思的这一学说的：任何国家的人民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一个法令来废除自然的发展阶段”[2]（P300）。列宁的解释实际上就是针对考茨基的攻击的。为了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它不能标新立异，它只能千方百计从理论上说明自己的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胜利说”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以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迅速赢得了工人群众的拥护，在工人运动中占据了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的科学性和影响力，使人们忽视了其个别结论的时效性，容易把其每个具体论断都当作不可更改的定律。正因为这样，为了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列宁只能把自己的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原有结论统一起来，从而才能组织和教育群众，推动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

在我国出版的权威教科书中基本上都是沿用列宁的说法。譬如范若愚、江流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一书，以斯巴达人、日耳曼人，以及罗马尼亚等多瑙河流域的国家未经历奴隶社会，直接由原始社会进入封建农奴社会，美国没有经过封建社会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说明了“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虽然“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但是，产生和死亡的时间和顺序，并不总是一模一样。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这种历史发展的顺序和形式的变化，并没有否定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未越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3]（P61-63）

关于俄国是否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问题，我国理论界主要是从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和革命形势的形成方面来论述的，而且特别强调俄国特殊的历史条件。

首先在对革命条件的认识问题上，认为革命条件不仅包括经济条件也包括政治等条件。“革命的发生归根到底有其经济动因，但并不是纯粹经济的过程，也不只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在这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阶级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以及国际条件等因素都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3]（P65-66）。这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前提，但决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具体历史条件怎样都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已经到了相当水平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是起着决定作用的，还有政治的其他因素。”即使在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较高水平，但是如果革命的其他条件具备的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可能的。

其次，十月革命前俄国是否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理论界普遍认为，第一，俄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现代经济，有了现代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工人阶级政党。第二，俄国已具备了革命形势。“由于战争的破坏，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在这里特别突出、尖锐”。[4]（P123）从客观上看，帝国主义战争，使帝国主义各国彼此削弱并在资本主义链条上出现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正是这些矛盾集合点上孕育着革命。一是统治阶级已经不能照旧不变地维持其统治了。大战使统治阶级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革命发动造成了一个爆破口。二是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异乎寻常地加剧，已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三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战争带来的灾难已无法忍受，资产阶级政府极端孤立，大大削弱，出现了将被推翻的危机。从主观上看，俄国革命力量日益强大。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使工农群众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并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结合了起来，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汇合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是冲破帝国主义阵线、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力量。因而，俄国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