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是历史的必然

如果说当年列宁在提出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时，由于种种原因，还只能从偶然性和俄国的特殊条件来论证，不便于把其上升到必然规律的高度的话，我们今天则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其规律性的意义。

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往往比纯粹的逻辑推理复杂得多。理论来源于实践，必须接受实践的评判，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实践来看，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新旧制度的三次交替都不是首先发生在旧制度最发达的国家，而是发生在旧制度相对不太发达的国家：封建制度不是首先出现在奴隶制度最发达的古埃及，而是首先产生于奴隶制度相对古埃及来说不太发达的中国；资本主义制度没有首先产生在封建社会最发达的中国，而是首先产生于封建势力相对薄弱的英国；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首先产生在当时资本主义制度最成熟的英国，而是首先产生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这说明新制度首先产生在旧制度“薄弱环节”的国家是一个必然规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从理论上讲，一是旧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国家政权的力量过于强大，代表新制度的阶级力量难以得到充分发展并战胜它，而国家政权力量相对弱的国家，新兴阶级就容易战胜它。二是旧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统治阶级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和方法，而且拥有丰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统治资源，它不仅善于运用国家机器即暴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且会灵活运用鞭子和糖果两手，软硬兼施，甚至收买被统治阶级中的部分精英为自己服务，维持政权的运转和社会的稳定。

我们可以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不是首先产生在封建社会最发达的中国而是首先产生在英国呢？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封建社会关系比较成熟，国家政权的力量过于强大，资本主义难以得到充分发展。比如19世纪前的中国，国家垄断了重要的工业部门，压制工业的发展，忽视发明创造活动，随意侵犯私有财产，使企业和个人的所有权得不到保障，因而不可能产生复杂的企业组织来进行高水平的分工和积累；同时，国家阻断海外贸易，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对社会精英只给予仕途的激励，还实行了强硬却不合宜的产业政策——重农抑工商，直接干涉经济活动。所以，在当时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缺乏对私人创新的激励机制，交易效率低下，交易费用过高，从而抑制了分工演进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直接影响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虽然也有许多属于市场经济的因子和活动，但却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制度没有首先出现在封建生产关系最成熟的中国等国，而是首先在封建国家政权力量比较弱的英国产生了。

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没有首先产生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而是产生于俄国呢?

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也不可能首先产生在资本主义制度最成熟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在俄中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产生，这已是历史事实，无须赘述。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首先产生在资本主义制度最成熟的英国呢？

首先，从经济上看，19世纪末的英国依然保持着世界工业霸权地位，同时它还掌握着世界殖民霸权，占有世界广大的市场，保持着世界贸易、银行资本和海军、商船的优势。它是当时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从殖民地掠夺来的利润，直接和间接的收买工人阶级，造成工人运动的衰落，导致国内阶级斗争的钝化。

在殖民地占有方面，1900年英国占有27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它拥有的殖民地占世界首位；在世界贸易中，英国占世界第一位，1890年它的出口总额为4.207亿镑；其商船吨位在世界的比重为48%。英国的银行业在世界上是最发达的。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城，银行鳞次栉比；除了英国本国的银行外，几百家外国银行也云集在这里；世界各国的资本家都来这里投资和放债。英镑成为世界贸易的结算单位。这种优势使英国资产阶级不仅剥削本国工人而且剥削着全世界。它的国民收入理所当然地大大增加。垄断资产阶级可以把攫取到的巨额财富拿出一部分来，直接和间接地、公开和秘密地“收买无产阶级”它不仅收买了工人的上层，使他们成为“工人贵族”，而且还使一部分工人群众资产阶级化，甘愿受“工人贵族”或领取资产阶级酬金的人的领导。根据查尔斯?布思的著名著作《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调查材料，19世纪80年代末，有固定职业、工资较高、生活还不错的工人有216万人，占伦敦人口总数的51.5%。恩格斯在1874年指出“至于说到工人，首先必须确认，自从五十年代宪章派政党崩溃以来，英国再也没有工人自己的政党。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的工人阶级从大工业的巨大高涨中得到的利益，比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所得的要多，在英国称霸世界市场的情况下也不能不是这样。”[5]（P543）1883年，恩格斯又指出“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他们既然充当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利用这种垄断地位的尾巴，并且毕竟总是分享资产阶级的利润，那他们自然就会在政治方面充当‘大自由党’的尾巴。”[6]（P59-60）

其次，从政治上看，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策略趋于成熟，方法趋于多样化，经验日益丰富，蒙骗工人的艺术日益精巧，使工人丧失了革命斗志。一是虚伪的民主制蒙蔽了工人的眼睛。统治阶级通过实行改良、让步等等的方法，逐步扩大了一些阶层的政治权力。1884年，英国进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选民人数由1883年的315万人，增至1886年的570万人。这种改革使英国逐步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7]（P 227）。这就造成工人群众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抱着普遍的幻想。似乎英国的民主给工人带来了高度形式的权利：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的权利，组织罢工的权利，被选举为官吏的权利，社会平等的权利等等。似乎英国“民主高度发展，不存在军国主义，有组织的工联力量巨大，英国国外投资的增长削弱了英国企业主和英国工人之间的对抗”[8]（P 137），工人们在政治方面已没有更多的苦难，有的只是关于工资、工作日、工作条件等的经济问题。这就是英国工人运动为什么“一直在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而罢工的狭小圈子里无出路地打转”的原因。二是精巧的两党政治制度阻碍了独立的真正工人政党的建立。18世纪以来的英国政治，表现为两大资产阶级政觉，即托利党（保守党）和辉格党（自由党）互相轮换执政的局面。1868年至19世纪末，英国的两党制度更具有典型性，而且两个党在本质上已不存在什么差别，都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都是充当垄断资产阶级进行两手交替统治的工具。它们争论的焦点是帝国主义时代如何保持英国的霸权地位和如何对付社会主义运动问题。他们狡黠地声称这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他们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进行有声有色的论争，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巩固自己的统治。在自由党先后几次执政期间，于1872年通过了《投票法案》，确定了秘密投票制度，保证选举“自由”。1882年通过《市政府组织条例》，规定不受财产资格限制，公民均有权选举本市官吏。在保守党先后执政期间，于1875年修改了《主仆法》，承认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平等地位。此后又颁布了《工匠住宅法》，作为解决工人住房的必要措施。1888年，通过了关于雇主对雇用期间的工人在意外事故发生时应负的责任的法令。1890年颁布了《工厂法》，加强对工厂卫生条件和危险性行业的管理。1897年通过了《工人补偿法》。这些“自由主义”的点滴社会改良措施，起着蒙蔽工人的作用，使他们不去关心自己切身的利益，不去组织独立的真正的工人政党，而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政党的身上。所以，两党制度“乃是阻止独立的工人政党即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强有力的手段之一”[9]（P397）。

由于经济上、政治上的种种原因，19世纪末的英国还未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独立工人政党，而工人则成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这样，英国的工人运动就不可能是政治性的，英国工人阶级也就不可能担负起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早期理论研究认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英、法、德等国同时取得胜利，但在实践中他们发现“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部产生类似的矛盾”[10]（P115-116）。“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10]（P470）。这就暗示着，尽管危机的真正原因来自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但革命形势不是在旧制度最成熟的国家，而是在旧制度不太成熟的国家出现。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先在资产阶级影响薄弱的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发生。革命导师恩格斯生动而深刻的描述了这一现象。1884年恩格斯说过这样一段话：“你看看多有趣。正是德国的工业落后，给我们事业的进展帮了大忙。英国和法国向大工业的过渡大体已经完成，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11]（P668）”1885年，他进一步明确地说：“阶级斗争在英国这里也是在大工业的发展时期比较剧烈，而恰好是在英国工业无可争辩的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沉寂下去的。在德国，1850年以来的大工业的发展也是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同时出现的，美国的情况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11]（P716-717）。英国学者唐纳德?萨松在《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中也佐证了这一历史现象：“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有着强大的工会，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才开始形成。”“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美国却没有发生社会主义运动”。“然而在欧洲一些仍主要是农业社会的国家，诸如意大利和芬兰，却有着强大的、在选举上颇有成绩的社会主义政党。”[12]（P1）他还转引葛兰西的观点指出：“西方强大的市民社会保卫国家并保护它。这个市民社会，‘至少在最发达的国家’，已经发展成‘一种很复杂的结构，可以抵御直接经济因素（如经济危机和萧条等）引发的灾难性入侵’”[12]（P93）。这种现象导致新制度不是先在旧制度最发达的国家，而是在旧制度力量比较薄弱的国家诞生。恩格斯虽然发现了这一现象，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得出规律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