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最要紧的五项改革

当前最要紧的改革是什么？政府管得太多。政府管少一点，让企业真正成为企业，不仅民企，国企也一样。国有企业应该是独立的、自主经营的企业。国家管什么？管国有资本。管国有资本的配置、考核、运营状况。国有资本的升值不比具体管理一个企业更重要吗？

还有什么要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为什么1979年以后改革进行得这么快？因为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民间蕴藏的积极性靠什么？靠政府发现、调动、规范化，农业承包制就是一个例子。

这告诉我们，改革要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民间积极性一调动，整个经济就起来了。所以实体经济的回归，重要的是要增加大家的信心。到国外去投资或转移企业也行，但是要有新的认识，也不要灰心，要知道这不是中国将来的主要方向，主要方向是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它认为，在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达到4000~5000美元后就停滞不前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任何发展阶段都有陷阱，岂止中等收入阶段，低收入阶段陷阱更普遍，很多国家长期停留在人均GDP 1000多美元以下，这么多年没发展起来。大约1.2万美元以后，算高收入阶段，很多国家到了1.2万美元以上，还不是一样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南欧的一些国家、日本。

实体经济发展，靠什么？靠制度创新、产业升级。不仅实体经济要回归，还一定要转型。转型靠什么？真正要制度创新和产业升级，要靠一些强大的企业。要自主创新、要产业升级，就在于市场。中国一定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靠什么？扩大内需靠的，最重要的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用三个资本概念来解释。

第一个资本概念：物质资本，即货币投入转化为厂房、机器设备等。第二个是人力资本，技术、教育水平、经验、智慧。第三个资本概念是社会资本。这里谈的社会资本，并不是目前舆论经常提到的民营资本、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是个无形的资本，是人际关系，是人的信誉。比如浙江人为什么生意做得好？因为他们有充足的社会资本。浙江人到外国去发展，他的同乡关系、家族关系，和本人的信誉，都在帮助他，生意很快就做起来了。这就叫社会资本。

但比较一下三种资本，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与城市相比，农村的这三种资本都是弱的。比如，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我要创业，一抵押，钱就到手了。农村呢？土地是集体所有制，承包地和宅基地都没有产权，只有使用权，在宅基地上盖房子，不管盖得多漂亮也不能抵押，没有物质资本。所以，农村人除了空洞的、名义上的集体所有权以外，土地、房子对自己没有太大的意义，不能抵押不能转让，连出租都很困难。

所以对农民来说，要增加他的物质资本，让他能够创业，创办小微企业，则必须有三权三证。承包地、宅基地、房子都要有使用权和使用权证。土地确权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不能任意侵占，且便于土地流转，并在农村金融比较发达的地区逐步推广，这样农民就会富裕了。

人力资本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因为城市的中小学，质量好、师资水平高、设备齐，而农村则不行。所以农民的孩子受教育的程度和水平跟城市没法比，没有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方面，城里人要进入市场，朋友、亲戚、亲戚的亲戚，总能找人拉一拉、带带路。农村则不行，一个山沟里全是穷人，谁也没有闯过市场，找谁？

所以，要通过土地确权来解决农村的物质资本问题；通过教育资源有效配置来解决农村的人力资本问题；鼓励农民到社会去闯，鼓励他们办小微企业，慢慢积累来解决农村的社会资本问题。

中国的贫富差别，特别是城乡，还有第二个问题：二次分配有问题。西方人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来缩小差别。中国至少到去年为止，二次分配扩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为什么？社会保障的待遇不一样。比如教育经费的分布、文化经费的分布、医疗资源经费的分布，城乡的人均是不一样的，差距都很大。

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农村才会越来越好。

此外，城镇化，中国要有中国的特色。在新的改革中，中国不能学西欧。西欧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的，200多年来把城市弄得，贫民窟、工厂污染等，有钱人就往城外搬，穷人就进城，这是反城市化。中国更不能像它，80%以上的人口都住在城市里，那是不行的。假定中国将来有15亿人，80%就12亿人住在城里，中国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生活质量下降，谁愿意住在城里？

中国式的城镇化，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老城区是多年以来形成的，要改造棚户区、工厂外迁，建设适合人居住的商业区、服务区。新城区就是开发区、试验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等。新社区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其着重点有二：一、公共服务到位；二、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

如果上述方面都能做到，则我们不仅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将来进入高收入阶段后，仍然会不断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