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宏观及微观经济领域的诸多问题，哪些政府应该介入，哪些不需要介入，这一问题值得认真思考。图片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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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中国经济在早期增长中获得了非同一般的能量和动力，在所有新兴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中独树一帜。但是，这种粗放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其增长动力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要素价格的扭曲，无法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政府力量的无所不在，一定会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并使经济结构扭曲，阻碍经济转型。未来政府转型的关键，在于分清市场和政府的界限，明确政府职能。

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在转轨初期具有增长效应

在明确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目标后，我国市场机制的建设是在“顶层设计”的引导下进行的：中央政府设定基本制度框架，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部门同时在这个框架内进行制度创新，通过试错机制，形成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秩序。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一方面通过价格的“双轨制”，放宽了国有企业生产和销售的限制，解决了基础生产资料生产的瓶颈；另一方面开始允许民间资本进行投资、生产，充分调动了国内资本的积极性，降低了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流动壁垒。并且，在以GDP为主要政绩衡量标准的行政体系内，地方政府执政目标与当地各类型经济主体利润的牟取存在制度上的激励相容。各级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也成为构建其政绩的重要内容和手段，这种“锦标赛”式的地方竞争，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推动力。虽然存在普遍的低效配置问题，但地方政府所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市场的高效运行提供了必要的公共品，这对市场而言是一种有力的补充，有效降低了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整体交易费用。

就宏观经济整体而言，中央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制度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商业银行体系的建立，使得银行系统由专门为经济计划配置储蓄资本的角色，转化为具有一定自主经营权的融资角色。证券市场的设立和发展也为金融多元化创造了条件。虽然整体来说，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出较高的效率，但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资本融通形式的创立，为经济发展的“制度红利”发端打下了基础。随着高考的恢复和人口迁移流动限制的制度性放松，我国劳动力市场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资源整合和质量的提升，尤其在加入WTO以后，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人口红利”保证了近十年来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

1997年开始的国企改制，以及1998年伊始的房地产市场改革，是对现有资本利用效率的显著提升。国企改制前，虽然在民营部门和外资的迅速发展下，国有资本运作的低效率和对金融资源的占用，并没有对经济增长造成明显的“拖后腿”现象，但随着国有资本转化为民营资本的经营模式的变化，这部分市场化了的运营资本的效率确实得到了提高。房地产市场的改革为资本市场提供了更大的资源，揭开了德·索托所谓的“资本的秘密”，使得民间财富得以转化为资本投入。